从志愿军俘虏到中餐馆大佬 ——一个美国黑人的传奇人生

亚当斯一家在北京,1964年。(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31日《南方周末》)

美国黑人亚当斯,在朝鲜战场被志愿军俘虏,战争结束后,选择到中国生活,在中国娶妻生子,上了大学,被分配到外文出版社做翻译。1966年初,亚当斯回到了美国,虽然备受怀疑和歧视,但他依法维权,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970年代,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一个当时华人很少的南部腹地城市,突然冒出多家中餐馆,不过老板并不是华人,而是一位黑人,名叫克莱伦斯·亚当斯(Clarence Adams,1930—1999)。

今天美国遍地是中餐馆,也有少数不属于华人,但要找出一个黑人做老板的很不容易,何况半个世纪以前。但更令人称奇的是,开餐馆前,亚当斯在北京生活过十几年,他是北京外文出版社的编译,住红墙大院,领固定工资。但在1966年春夏之交,他突然下决心回美国,两周内就成行。在那之前几年,他先后在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读书。而再往前追溯十多年,他是朝鲜战争中的美方士兵,被俘后公开号召黑人士兵反战。1953年停战遣返战俘时,他拒绝回美国,也不去第三国,而选择去中国生活。

朝鲜战争结束后,选择投奔中国的美国战俘。(资料图/图)

1965年8月,就在回美国前一年不到,亚当斯在北京接受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电台的专题采访,呼吁被派到越南战场的美国黑人士兵放下武器回国。采访录音很快由河内电台对美军士兵广播了。于是在朝鲜战争十多年后,亚当斯这个名字又一次引起了美国军方甚至社会的注意。

从朝鲜战俘营到北京,十多年来,这个前美国黑人士兵的所有经历,都让人担心他回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决定是不是理智,回美国后他和家人是否安全。但他却走了,而且还带着他的中国太太和一儿一女。

亚当斯不是心血来潮的人。他敢作敢为的个性也是一种姿态:作为一个身份意识非常强烈的美国黑人,生活培养了他在各种境遇下的政治敏感性,一旦被赋予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能不受各种口号和偏见的迷惑,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决定。这种果断和执着,使他大起大落的人生,连接起朝鲜战争、美国民权运动和中国1960年代国内的政治风云这些初看毫无直接关联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他回美国后成功地以经营中餐谋生,又给他不无传奇色彩的人生画上了一个看似平庸实则圆满的结局。

《美国梦:一个在共产主义中国度过12年的黑人士兵和战俘的生活》(An American Dream—The Life of an African American Soldier and POW Who Spent Twelve Years in Communist Chin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Press 2007)为我们讲述了亚当斯的人生是如何被交织进大时代之经纬的故事。读毕此书,再结合相关的探讨冷战时期美国黑人士兵在东亚的著作和新闻报道,似乎还有更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亚当斯自传《美国梦》书影。(资料图/图)

“畏罪潜逃”,从军入伍

1930年,亚当斯生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那个地方和那个时代,在美国历史上是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甚至迫害的同义词。在亚当斯的回忆中,黑人孩子几乎没有在公园玩耍的机会,因为十个公园中能有一个允许黑人进入就不错了,但游泳池就别想了。黑人孩子只能在街上瞎玩,在河里戏水。黑人可以去孟菲斯的主要大街购物,但不能在饭店坐下用餐,不能用那里的公共厕所,尿急了只能到大街后面僻静处偷偷解决。亚当斯记得,有一次他正在这么做,看到一个警察过来,他拉上裤子就跑,小便都灌在鞋子里。

很多黑人靠擦皮鞋挣钱,警察不让他们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摆摊,抓到了就砸烂他们放工具和给客人搁脚的木头盒子。少年亚当斯也干过这活,他津津有味地描述如何把客人的皮鞋擦得雪亮多赚几个美分的诀窍,同时也不忘随时四下张望,看有没有警察的影子。夸张一点说,在孟菲斯和差不多整个南方,警察看到黑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查就是追,黑人看到警察的本能反应不是躲就是逃。“能跑得飞快,是黑孩子在孟菲斯能生存下去的关键技能。”

那么,是不是黑人都纯洁无瑕,仅仅是无辜的受害者呢?亚当斯并不这么看。既然那个社会环境从历史、制度到文化都赐予黑人那样的地位,那么很多黑人也就习惯于把很多规矩看成是白人的秩序,表面恭敬,实则阳奉阴违,从不放过捉弄白人的机会,这种态度成了他们群体沿袭下来的一种文化。种族歧视、黑人犯罪和警察暴力就这样成了南方社会最常见的三位一体互相交缠的现实。亚当斯偷过点心铺子里的蛋糕,然后在店主人的追赶下飞奔逃走。可悲的是当他好不容易逃到安全地方后,惊恐和气喘使得他再也没有了胃口,那块蛋糕也变得烂糟糟的,被他扔到了河里。

最可怕的还不是受迫害和被歧视,而是很多黑人对生活和命运的毫无希望和期待,被道德犬儒主义支配,堕入自轻自贱和自暴自弃,习惯甚至沉溺于无聊和有害的群体行为,打架斗殴,互相伤害。亚当斯之所以从军,就是因为用刀捅了一个黑人霸凌小子,当警察上门时,他从后门逃走,漫无目的地沿着铁路奔跑,一直跑到邻近的军队征募站。几个小时后,当他被送上火车前往邻近的密西西比州的军队营地时,他为警察再也找不到自己松了口气。那天是1947年9月11日,亚当斯还是个高中生。

亚当斯从军的时候,正赶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在军队中废除种族隔离并扩大黑人名额。这个政策背后的推动力,一是二战中大量黑人从军凸显了黑人的重要性,二是美国军方经历了二战结束后的大量军人复员,冷战开始后需要维持一定的兵员。而对于黑人来说,从军可以解决就业和其他一系列生活问题,复员后可以免费上大学,还可以有海外经历,见识世界,在种族隔离和歧视制度下,算是很有出路的选择。从杜鲁门废除军中种族隔离到朝鲜战争爆发,黑人在美国军队新招募的兵员中的比例最高时达到四分之一,大大超过黑人适龄入伍的人口比例。

所以,亚当斯偶然的“畏罪潜逃”,倒是将他一把推入了正道。

在战俘营决定去中国

亚当斯入伍后,先被派到南北分治的朝鲜半岛南部,然后调到驻扎在日本的第二十五步兵师的第二十四团,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黑人团队。战争爆发后,1950年8月,这个团被派往朝鲜。11月29日,他所在的黑人炮兵车队奉命增援前线,遇上志愿军的伏击。以白人为主的步兵本来应该掩护炮兵单位,但他们却自行撤退,炮兵们被志愿军包围。亚当斯说用机关枪抵抗了一阵,看到无望后便放下了武器。他意外地受到了志愿军的拥抱,然后被交给朝鲜的人民自卫队押送到后方的战俘营。

根据亚当斯的陈述,他们步行十天才到达鸭绿江边的战俘营。战俘营中物资极度匮乏,他本人的右脚脚趾冻伤并溃烂,为了不让溃烂蔓延,他从军靴里拆出加固用的钢片,磨得锋利后将两节溃烂的脚趾从关节处斩断。他还用这种方法帮助其他战俘保全了双脚或双手。

这种悲惨境遇,一直到1951年春天战俘营被志愿军接管才结束。志愿军接管后,很快从鸭绿江对岸运来食品、药品和御寒衣物,改善居住条件,应战俘的要求设立体育健身和宗教礼拜场所,甚至还建了一个小图书馆,并在战俘中建立代表制,让战俘推选代表与战俘营管理机构联系。与此同时,为战俘开设政治课,教育他们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亚洲的扩张,目的是让西方国家的军火商发战争财,所以是一场“富人的战争,穷人的搏命”,并以此出发,引导他们认识西方国家贫富差别的根源。

亚当斯在战俘营中。(资料图/图)

一开始,亚当斯和其他战俘一样,对政治教育心存抵触,觉得把战俘看得太简单了。但当他把这种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美国的种族问题联系起来时,他逐渐地对它从抵触到习以为常,觉得里面有些道理。在被俘以前,当他在行军途中看到大量死伤的平民时,他对战争的目的就产生了怀疑,同时出于黑人的立场他也想过这样的问题:白人凭什么相信在国内被歧视的黑人会像他们一样为这个国家卖命打仗?所以他说,自己在战场上仍然像其他人一样作战,并非响应任何政治口号,纯粹出于保命的本能。

当战俘中没有人敢出来当代表时,亚当斯站了出来,为此既有人感激他,也有人恨他,更多的人可能是自己不愿意干但却希望别人干。对亚当斯的出头露面表示不满的美国战俘中,既有出于“爱国主义”的,也有基于种族主义的,或者二者兼备。亚当斯很快感觉到了他们的敌意。在中国人接管战俘营前,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白人战俘殴打一个受伤的黑人战俘,因为他夜里的呻吟使得这个白人难以入睡,那个黑人很快死了,而那个白人不久也在半夜被杀,但却找不到凶嫌。亚当斯当了代表后,不敢在半夜沉睡,而是在白天找机会去图书馆补觉。同一个战俘营里有两个黑人,他们就在亚当斯睡觉时轮流守在他身边。那段时间养成的睡觉习惯留下了后遗症,使得亚当斯半夜如果被惊醒就会做出非常暴烈的举动。甚至很久以后,他结婚了,妻子都不敢在半夜惊醒他。

当停战到来的时候,经过艰苦的谈判,两边的战俘都被给予选择去向的权利(回国或者去任何一个愿意接收的国家)。美方战俘中有21位选择不回美国去中国,其中有三名黑人,亚当斯就是其中一位。亚当斯做出这个决定,更多地是出于改变个人命运的愿望,而非出于他和中国人的合作回国后会有麻烦的恐惧。在战俘营中接受的政治教育,阅读到的有关中国的材料,使他相信中国崇尚平等、没有种族歧视。他在战俘营接触的中方人员都很和善。当他向一个熟悉的中国政治教员试探自己想去中国的时候,那个教员问他在中国想做什么,他的答复一是上大学,二是找个工作,三是娶个老婆。

并非被洗脑,而是寻求自由

当时的美国舆论都一口咬定这些不愿回美国的战俘是被洗脑、被诱惑,或者甚至是为了达到和军中同性伴侣在一起的目的(冷战时的确有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中的同性恋者一起投奔苏联的案例)。但亚当斯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让战俘自愿选择去向是美方根据战俘营里的情况提出来的,中方不同意,所以停战谈判拖延了很久。亚当斯认为双方都没有料到会有美国战俘愿意去中国,所以他觉得中方没有在战俘中间物色和劝诱。尽管他的表现已经属于少数“进步分子”了,但在他正式提出要去中国后,管理营方面再三盘问他的动机,调查他的背景。当时停战双方都给决定不回本国的战俘几个月的时间,看他们是否改变主意。

所以,选择去中国完全是亚当斯独立做出的决定。虽然他知道这是一次冒险,前途未卜,并为此熬过了很多不眠之夜,但他知道如果回美国,只会一切如旧,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站在亚当斯的角度来看,如果外国人选择去美国定居被美国人认为是为了自由,那么在美国没有享受到自由的人,能否尝试去外国寻找自由呢?

毫无疑问,做出这样的决定,在现实政治上是把自己置于国家或者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国际法和个人身份上,这些前战俘的选择不被认为是叛国,他们不被要求加入前往国的国籍,仍然保留母国的公民身份,国际红十字会是他们的监护人和所选择的国家的中介,他们在任何时候愿意回国都可以通过它安排。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个身份的保留和法律的保证,或者当事人缺乏对这些法律安排的信任,做出不回国的决定恐怕要艰难得多。留下这条后路,至少在心理上给这些战俘带来一点安慰。亚当斯后来回国后强调自己始终是美国人,去中国是为了实现他在美国得不到的自由和权利,这和美国人信奉的精神是一致的。他在中国时期既没有放弃美国国籍也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损害美国之处,所以始终保留自己作为美国人回美国的权利。

他在中国实现了三大愿望

从1954年2月24日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到1966年5月26日从广东进入香港再回美国,亚当斯在中国待了12年。他实现了三个愿望:上大学,有份工作,娶个太太。

他的教育是先在北京的人民大学接受为期两年的汉语入门训练,然后去武汉大学中文系,1961年武大本科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做翻译,月工资250元人民币,住在红墙大院,房租和医疗都免费,家里有冰箱,有清洁工和厨师按时来服务,出门如果要用车的话也可以安排。

他的太太是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时认识的,中文名字是刘琳芬(译音Liu Lin Feng),她出身于民国高官家庭,是武汉工学院的俄语教师。他们于1957年底结婚,到1966年已经有一儿一女(亚当斯在书中将岳父的名字拼写成Liu Zuou Loon,没有很多细节,只提到他是湖北军阀,当过省长,后来投靠蒋介石。据此笔者猜想有可能是在1926-1927年间主政湖北的刘佐龙)。

亚当斯与刘琳芬的结婚照,1958年。(资料图/图)

这三个愿望实现的程度和质量可以说远远超出了亚当斯的预期。在而立之年,他不但安家立业,而且跻身中国顶尖的精英阶层。在北京他得以和很多身份特殊的外籍人士来往,和一些精英在官方安排的联欢场合结识,和来访的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会面。这是他在美国根本无法想象的。

周恩来与亚当斯(前排背对照相机者)等外国人在京。(资料图/图)

那么他为什么在1966年春夏之交突然要离开中国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牵涉到亚当斯对美中两国的认识和感情的变化,和他当初来中国的决定相比要复杂得多,也和他作为一个在美国南方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美国黑人的身份有关。

首先,是亚当斯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到外文出版社工作后,他接触了大量有关美国的第一手新闻和报道,了解到如火如荼的黑人民权运动正在促使美国社会发生变化。尤其是1964年的民权法案废除了在选举、就业、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种族歧视,也规定不得以原国籍为由在这些方面对当事人另眼相看,这就消解了亚当斯对妻子能否在美国就业的担心。亚当斯说如果不了解这些信息,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能把全家带到美国去生活。到1965年,他在美国的变化中“看到了某种希望”,但还并没有马上回美国的打算。

如果说民权运动使得亚当斯看到了美国社会的积极方面,那么同时正在升级的越南战争在亚当斯看来揭示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更强化了他对美国的关注。站在美国反战人士的立场,朝鲜战争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没有卷入的理由,越南战争则更是如此。与此同时,他们指出越南战争又是一场“穷人的搏命”,因为大量富人子弟逃避入伍,与此同时大量黑人应征。朝鲜战争是亚当斯生命的转折点,所以他对越南战争反应很强烈。他想让自己的黑人兄弟看清楚战争的性质。

1965年8月,亚当斯前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北京的代表机构,录下了自己的反战讲话。亚当斯说,他并不是对在越南的全体美国士兵讲话,而仅仅是对黑人士兵。美国政府说美国人去越南是为了帮助越南人获得自由,但他说对于黑人来说,争取自由的战线不在越南,而是在美国南方的商店、餐馆、公共汽车和投票站。

亚当斯的访谈在河内电台广播后,引起了美国军方的强烈反应,他被称为是“新的‘东京玫瑰’”(“东京玫瑰”是二战时期日本对美军广播的女播音员,据说是日裔美国人,战后受到叛国罪的起诉)。后来在美国很多人问亚当斯:发表了那样的广播讲话,你怎么还敢不久就回国?亚当斯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回答总是很简单:这是我的国家。我和你们一样有各种权利。”

从个人安全的角度,亚当斯发表反战演说当然不利于他回国;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越南战争使得离国多年的亚当斯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仍然是一个美国黑人,他从个人经历出发对黑人整体命运的关注,使他感到必须站出来说话,但又把听众限制在这个特定群体,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反美”,而是在用自由言论权参加民权运动,为黑人争取真正的自由,这又和“美国精神”是一致的。

为什么决定回美国?

所以,一方面,到1965年左右,美国的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就像显影药水,把亚当斯身上退隐已久的那个“美国南方黑孩子”凸显了出来。另一方面,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后,亚当斯对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了解得更多了,除了始终不变的感恩(即使回美国后他也拒绝发表对中国社会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他的想法和感情也变得更复杂了,这是他决定回美国的更重要的因素。

“我是在一个他人的国家。我活得很惬意,但这不是我挣来的。我周围的人辛辛苦苦挣得他们的一份。这是他们的权利。而我觉得自己是在占这个国家的便宜。这让我很尴尬。”亚当斯多年后这样描述自己在中国待久以后的心情。在读书期间,他免学费,生活费由学校发放。参加工作后,他知道自己的薪水远高于中国教授的平均工资,再加上各种特殊待遇,他明白这种生活水准对那个年代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不仅难以企及,而且是不可想象的。

亚当斯“占便宜”的感觉和他的工作能力有关。他基础差,高中就辍学了,在中国读书主要是攻克语言关,所以很难想象他在中国最高级的编译机构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他提到在北京外文翻译圈里的长辈同事们,包括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以及同为“外国人”的李敦白和爱泼斯坦等。和这些人在一起工作,他承认在文化水平上他根本无法相比,更无法相比的是这些人在那个圈子里的等级。

他在出版社主要是将一些面向儿童和“劳动阶级”的读物翻译成英语,语言比较简单,篇幅都不大。他的思考有一定深度,感觉很敏锐,但表达能力可能确实一般。他的回忆录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他去世后由一位学者和他女儿根据他的录音和零零碎碎的札记整理出来的。把这样的个人条件和得到的待遇相比,他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寄生虫……我当时去中国是为了争取给自己创造过好日子的权利,但我更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实现这个目标。”

亚当斯在武汉读书的后期和他在北京工作期间,正好是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上半期。日积月累的生活经历和观察使得亚当斯对能否在中国长期生活逐渐产生了疑虑。亚当斯回忆说,在离开中国之前一两年,“我开始越来越多地注意中国生活中的一些负面现象。它们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但到了那个时候确实让我感到了不安。”

亚当斯提到的负面现象并非一日之寒,也来自方方面面。身为美国黑人和前战俘,亚当斯曾经遇到一些令他不快的事件。在家庭关系方面,妻子刘琳芬的家人对他是接受的。她父母死得很早,姐妹兄长四人由姨妈带大,亚当斯也称她为姨妈,她后来跟随亚当斯夫妻去北京,帮助照顾小孩。但他妻子的姐夫是个例外。此人在芝加哥大学留过学,当时担任武汉大学某学院的院长,他对妻妹说你要找外国人结婚也要找个白人。他们婚后始终和这个姐夫不来往。

亚当斯全家与姨妈在北京,1960年代初。(资料图/图)

到了结婚时,亚当斯第一次知道有单位批准这回事。未婚妻的单位对她找外国人结婚很有看法,认为她有作风问题,作为教师对学生影响不好,甚至当面问她是不是已经怀孕了。亚当斯只得去找监护人红十字会求助,未婚妻的单位才同意开具结婚证明。婚后,妻子单位不给房子(亚当斯本人是学生,不分配住房),亚当斯又去找了红十字会,才勉强分给他们一小间。为了杜绝广泛流传的“已经怀孕”的流言,亚当斯说他们结婚后等了好几个月才决定要小孩。

1959年亚当斯夫妇的女儿黛拉出生,正好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很难为孩子提供足够的营养,连牛奶都无法保证。当时亚当斯的一些中国友人,尤其是普通工人,他们自己养鸡捉鱼,有时会特意路过亚当斯家,给他们几个鸡蛋或者一条鱼,说给孩子补点营养。时隔多年,亚当斯在回忆中对此仍然充满感恩,他说在美国绝不会有这种人际关系。那段经历至少让亚当斯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有了切身的体验。

他们夫妇的生活状况是1961年秋天,到了北京后才有了根本改变,但这个改变又大到了把他们和中国普通家庭相隔绝的地步。他们居住的大院是普通人进不来的。他们的女儿对大墙外的世界一直很好奇,偶尔溜到外面,到认识的小朋友家玩,在那里看到的简陋和匮乏,尤其是长长的走廊尽头好几家合用的水房和厕所让她惊诧不已。

由于妻子的家庭背景,亚当斯对当时的出身和成分问题逐步有了认识。这不一定反映在经济待遇上。他的妻兄和他很谈得来,还是酒友,在大学教工程学,但亚当斯说由于他是旧军阀的长子,英文好,抗战后替美军做过翻译,所以一直得不到“信任”。

亚当斯的妻子是在1940年代末读的大学,后来虽然有对口的工作,但也面临“信任”问题。由于和亚当斯的婚姻,她更是被单位另眼相看。亚当斯到北京后,妻子一直没有被分配工作,但政府却每月发60元生活费,这相当于一笔不低的工资。亚当斯直言这也是因为不“信任”,也有可能是俄语当时已经不再重要了。这种不安排工作却给你工资的做法,让亚当斯很不舒服。

关键时刻的决定

在北京期间,亚当斯生活上受到照顾,但社交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圈子里,只包括外国专家和某些中国友好国家的大使馆,和普通中国人几乎没有接触,这和他在武汉时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有很多平民朋友大不一样。这使亚当斯非常寂寞。

当第一个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加纳和中国建交后,对非洲人充满好奇的亚当斯主动找到加纳使馆,和加纳外交官成了好朋友,经常出入使馆,通过他们还和其他非洲国家在华的外交官和学生有了接触。在美国时他被教育说非洲人都很笨,但他觉得这些人都比自己聪明。

亚当斯(右二)与加纳外交官在北京。(资料图/图)

亚当斯和加纳使馆的关系很可能是促成他离开中国的直接原因。非洲独立运动领袖恩克鲁玛领导下的加纳和中国是盟友。但到了1966年2月,恩克鲁玛被军事政变推翻后,新政权投向西方,同年秋天和中国断交,成了非洲反华的先锋。这是中非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亚当斯和加纳使馆人员的交往就发生于这段先友后敌的时期。加纳人员一再向他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亚当斯毕竟在中国待了近十年,所以成了他们的信息来源(按,亚当斯在回忆与加纳使馆的交往时并没有提到恩克鲁玛、加纳的政变和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重要背景,笔者认为这是他的疏忽)。

亚当斯和加纳使馆的这种关系引起了中方的怀疑。亚当斯说非洲人感兴趣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况,而自己告诉他们的全都是他经历的中国社会的衣食住行之类,毫无夸张失实之处。

亚当斯再次找到加纳使馆商讨自己的处境。加纳人向他暗示中国很快会有重大变化,建议他快走。

5月26日,亚当斯全家在中国红十字会人员监护下,从广东罗湖口岸进入香港。应该说,中方对他是礼送出境的,他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刁难,在广州期间住的也是最好的白云宾馆。中方人员和他谈话时希望他回美国后不要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言论,因为在他之前回美国的几位前战俘都发表了那样的言论。亚当斯以他的人格向中方作了保证,他后来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

英文报纸刊登的亚当斯一家抵达香港的情形.(资料图/图)

从做出决定到离开中国只有短短两个多星期。亚当斯首先要说服妻子。她开始不同意,但一旦她明白亚当斯去意已决,马上同意一起走。她去了一趟武汉和家人告别。她的妹妹和她大吵大闹,不许她走。尽管亚当斯的妻子知道妹妹一定会反对,但其激烈的程度仍然让她非常意外。

亚当斯很快变卖了在北京置办的家具和其他物品,全家携带的行李只包括必备的衣物。

回美国后据理力争,依法维权

亚当斯一进入香港,就被美国领事馆安排住进旅馆,接受了为时三周的详细盘问。这是意料之中的。应付这样的盘问对他来说虽然压力很大,但并不困难,因为他说的一切都是实话。盘问他的官员想方设法要从他的回答中找到破绽,变着法子问相同的问题,想看他是否成了中国政府的工具甚至是间谍。但最后他们明白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反当初遣返战俘时双方达成的协定,他仍然是美国公民,所以只得让他回美国。

克莱伦斯在香港接受采访。(资料图/图)

美国政府安排亚当斯全家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豪华客轮回美国。亚当斯身上的美金只够买经济舱的票,全家还要因此分两处。政府官员于是出钱帮他们买了二等舱的票,让全家待在一个很舒适的舱室。

亚当斯全家1966年6月从香港赴美途中再夏威夷。(资料图/图)

作为新闻人物,在亚当斯还没有离开中国时,他要回美国的消息就成了媒体的头条,被称为叛徒、逃兵、共产中国的工具和走卒等等。他一到香港就被记者包围,有一次他和一个日本记者发生肢体冲突,把对方的照相机夺过来摔了。他回到美国,也处于记者的包围之下。一到旧金山,联邦调查局就找到他,很礼貌地建议他留在旧金山地区生活和找工作,不要回孟菲斯,因为那里的人对他的敌意很重。旧金山一带当时是美国民权运动人士和各类左派的地盘,亚当斯在那里的处境可能要容易一些。但亚当斯拒绝了,他执意要回老家孟菲斯。 虽然亚当斯被允许回国,但并不意味政治上就没有麻烦了。美国军方和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都找过他,但结局很奇葩。美国军方很想治他的罪,但根据亚当斯不无得意的解释,他们面临法律上的多重困境。当亚当斯还在中国的时候,军事法庭就根据他在战俘营的“罪行”对他做过调查和“判决”(亚当斯并未说是什么样的判决),而美国法律规定不能就同一桩罪作两次判决。而且现在亚当斯早已不是军人,哪怕罪名成立也不能再受军法制裁。美国国防部在得知他宣布去中国定居后就已将他除名,甚至向他母亲要回了发给家属的一万美元抚恤金(军方原以为他已失踪或者战死)。所以军方已经无奈他何。那么,军方能不能把他的案子移交给地方法庭呢?也不行,因为当亚当斯犯下这些“罪行”时,他的身份还是军人。至于亚当斯在河内电台发表的对黑人士兵的讲话,即使算得上是犯罪,军事法庭也管不着,因为亚当斯又早已是平民了。

既然军法制裁不了亚当斯,于是一心要治他罪的“某些势力”就把他的案子提交国会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要以煽动美国士兵反战的叛国罪惩治他。回到孟菲斯不久,亚当斯就接到了这个委员会的传票,让他到华盛顿去接受问话。亚当斯并不太担心军方,但对这个委员会是有几分忌惮的。他安排好了后事,告诉妻子一旦自己回不来,就让她去找住在纽约上州的自己同在战俘营和后来在北京的好朋友,她和那人的华人妻子也是密友。

1966年8月16日,亚当斯来到华盛顿国会众议院441号房间。讯问他的几位绅士都面无表情。他们关心的是他在战俘营的反战言论是否受到中国方面的指使,在华期间和中国政府有何瓜葛,要求黑人士兵退出越南战争的广播演说是否是中方和越南方面要求的,是否与美国国内的反战和民权运动组织有联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亚当斯的回答一概是否定的。对他们提出的他和中国人“合谋”(collaboration)的指控,他说那是“合作”(cooperation),二者本质不同,因为在战俘营必须有人出面代表战俘的利益和管理部门打交道。他坚持说自己所有的反战言行都是独立做出的,出于一个黑人对种族歧视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反对美国这个国家。

当回答在朝鲜战场被俘的具体情况的问题时,亚当斯详细介绍了自己所在的黑人炮队是如何被白人步兵连抛弃的,自己被俘后在应付中方审讯时,对方又是如何告诉他白人军官已经“如实招认”的。亚当斯说,那些绅士们听到这里都默然了,很久没有说话。

有意思的是,在接受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期间,除了在那个问话的房间,亚当斯完全感觉不到敌意。他的旅行是被安排好的,住在华盛顿很高级的酒店,每天专车接送,下午经常会接到看来像是FBI官员的很有礼貌的探问,说某某议员或者某某高级官员想请他吃晚饭,聊聊他在中国的见闻。亚当斯来者不拒。很显然,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他此刻还是守法公民,很多要人对他的经历感兴趣,尤其是在美方和中国大陆没有人员往来的情况下。就这样过了几天,还是在那个房间,他被通知说委员会放弃对他的指控,他可以回家了。同时他还得到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大概算是美国公民向司法机构提供服务的报酬。

是乒乓外交和中餐业救了他

亚当斯之所以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当然和美国的司法制度有关,但也离不开当时有利于他的民权运动的整个社会气氛。真正给他带来麻烦的既不是军方也不是政府,而是老家的那些草根“爱国者”和种族主义者,很多人一辈子不要说出国,连大城市都没去过。他家中的电话经常被骚扰,拿起来就听到“黑鬼”“叛徒”“滚回中国去”的诅咒。憎恨和轻蔑他的也包括很多黑人,因为他们看不惯亚当斯娶了个亚洲人当太太,生下了混血儿女。亚当斯的女儿和儿子也受到黑人孩子的欺负。

一开始,亚当斯带家人走上街头都需要极大的勇气。他第一次带全家去杂货店购物,竟然被一个白人走到面前唾了一脸,他非常愤怒,幸亏被妻子拼命拉住了。让他稍感安慰的是,在付账时,一个中年白人妇女营业员对他微笑着说:“欢迎回家。”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亚当斯几乎难以找到工作养家糊口,只要雇主知道他的身份和“政治历史问题”,多半会找个理由拒绝。一些工作的申请表上会有“你曾经被军队开除过吗”这样的问题。在亚当斯之前从中国回到美国的前战俘都发表过批评中国的言论,以此改变自己的处境。亚当斯的一个好朋友还出版了这样的书,很快在一所学院的图书馆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亚当斯仍然视他为朋友,但不能同意他对中国的做法。这并不意味着亚当斯对中国没有批评,他是从做人的角度扪心自问:无论他对中国社会和制度有什么看法,但他在中国期间,官方和普通人都没有亏待他,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过的是好日子,对此他是感恩的。现在他不能为了达到改善自己处境的目的而做违心的事。

亚当斯最困难的时候,妻子早上做个面包夹花生酱的三明治,然后切成两半,女儿带一半上学,他带另一半出门找工作。但他还是碰上过好心人。在多次碰壁或者被解雇之后,有一家印刷厂的白人老板雇用他开车送货。他的勤奋赢得了老板的信任。正当他庆幸有了份稳定的工作时,有一天下班时,老板突然问他,他太太是否适应在美国的生活。刹那间,他感到天旋地转,心想自己的背景又被人知道了。谁知老板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还让他当了工头。更令他意外的是,老板对他的重用引起了几十个白人雇员的不满,他们甚至发起罢工,对老板人身威胁,要他解雇亚当斯,老板也没有让步。对这个白人老板,亚当斯始终非常感恩。后来虽然自己创业了,只要这个老板人手不够找他帮忙,他仍然回去为他开车送货。两家人也成了好朋友。

1972年春天,正当亚当斯在那家印刷厂的工作受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严重威胁时,一个奇迹发生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乒乓外交把中国乒乓球队带到了美国,在一些州巡回访问和表演,包括田纳西州。这个州的一位众议员想起了亚当斯,打电话到他家,请他和太太参加接待。亚当斯和太太去了,陪同中国人坐密西西比河的游轮。亚当斯见到了带队的庄则栋,相谈甚欢。他们原来在北京体育俱乐部见过面,还有幸打过一局(亚当斯在中国学会了打乒乓球,在外国人中间就算是好手了,据他说在孟菲斯没有对手)。

这场和中国乒乓球队的会面不但改善了亚当斯的处境,还使他逃过一劫。那天印刷厂安排亚当斯的好友替他当班开车,此人也是黑人,送货途中被几个白人拦车绑架到僻静处要下手结果他,这个黑人突然明白这些白人找的是亚当斯,急忙给他们看身份证,结果这些人把车子抢走,将他抛在半途。

1972年是亚当斯时来运转的日子。他用自己积攒和向亲友借的钱,在孟菲斯开了第一家中餐外卖店,是北美最常见的美式中餐chop suey(炒杂碎),他戴上围裙,自己掌勺做菜。这又是他人生的一大冒险,但很快就赢利,然后开了第二家、第三家……他和太太前后一共开过八家中餐馆,其中有一段时间同时经营四家,在当时华人商业不多的孟菲斯,称得上是中餐业的大佬了。

亚当斯开的第一家中餐馆。(资料图/图)

开中餐馆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和经济状况。没多久,他就卖掉了低收入区的房子,在一个幽静整洁的白人中产住宅区买下一栋舒适的房子,至少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实现了“美国梦”。一开始的时候,晚上他回家,都会有警察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直到看他进自己的家门,才知道原来这个黑人在这里拥有房产。很多白人散步时看到一户黑人都会奇怪地停下脚步,盯着他们看,亚当斯说这个时候他也就回盯着他们看,一直到对方不好意思地走开。他说这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候。

亚当斯在餐馆掌勺。(资料图/图)

鲁迅与亚当斯的梦

亚当斯在北京工作期间结识了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通过他们的翻译,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培养了相当的兴趣。他喜欢他们翻译的《红楼梦》,也喜欢他们翻译的鲁迅作品。在回忆中,他特意完整地引用了二老翻译的鲁迅《呐喊·自序》中以“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开头的一大段话,说它对自己有“特别深刻的意义”。

我猜想,可能是鲁迅那段文字中有关人生的梦,他的困顿的童年和少年,他在不同环境下对自己身份的体认,他的精神的孤独和寂寞,他始终没有放弃的独立和奋斗,以及对于绝望的反抗,所有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桀骜不驯的个性,让这个经历复杂的非裔美国人看到了自己。

亚当斯的经历和梦想也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认同与公民效忠、爱国主义与叛国行径这些政治道理并不抽象,并不高高在上,也并不由权势和庸众说了算。它们是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分不开的,也是可以由个人的良知和个人对命运的独立抉择来定义的。这本由学者和他的女儿编辑、以他的回忆为题材的书取名为“美国梦”因此而有了特别的含义。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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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生活,是随遇而安

文/Windy Liu(公众号:自言稚语)

有人说,人生的过程比目的更重要;也有人说,我不在乎过程,只要知道结果。每个人都有对生活的期待,可生活中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而我们又该听谁的呢?

01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又到了九月,离十月的国庆长假也越来越近了。从7月底就开始和朋友盘算着国庆出游计划。可当我开始兴致勃勃地张罗着前往日本的酒店和机票的时候,却被朋友告知身体不适不能去了。本来特别期待的心情一下子down了下来,甚至有点儿责怪朋友的意思。

紧接着8月初看到了哲学老师带团游日本的消息,我整个人又开始焕发生机,继续着对日本之行的憧憬。可没想到上个星期又被告知,因为参团人数不够而要取消这次行程。

经过了上一轮的失望,我对此已经淡定了许多,但内心仍然有一股天不遂人愿的失落感。郁闷了好几天之后,我决定放下对日本之行的期待。

没过几天,我无意间打开了一个旅游公号,其中摩洛哥的行程吸引了我的注意,里面提到了撒哈拉沙漠的夜空,还有打翻了上帝颜料盘的彩色房子,同时还让我想起来了三毛那些感人的故事。我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怂恿着,很快就确定了摩洛哥的行程并买到了机票,时间也随之调整到了11月中旬。

收到行程单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其实就是最好的安排。

因为当我重新审视10月份的事项清单时,发现要做的事情非常多,社群分享的准备,自言稚语年历的设计和筹备,月底准备观看的太阳马戏团演出,而工作也进入了一个release的收尾期……这么一一看下来,相比于出游,国庆假期用来回顾自己的成长和为繁忙的十月做准备,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其实,最好的生活,不是刻意追求自以为是的美好,而是随遇而安,接受看似意外却又自洽的安排。

02

不知什么时候,我开始相信一种看似矛盾的理论,它叫“斯托克代尔悖论”。斯托克代尔是美国的一个海军上将,在越南战争期间被俘,期间经受了非人的严刑拷打,并被关押了长达八年。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还能不能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小孩。”

被关押8年被放了出来,作家吉姆·柯林斯去采访他,问他为什么能熬过这艰难的8年。他的回答是,“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出来,同时又敢于直面现实,不对未来有过分的期待。”

吉姆·柯林斯又问:“那你的同伴中最快死去的又是哪些人呢?”

他回答说:“是那些太乐观的人。”

吉姆·柯林斯说:“这不是很矛盾吗?为什么那些乐观的人会死得很快呢?”

斯托克代尔继续解释道:“他们总是想着圣诞节可以被放出去了吧?圣诞节没放出去,就想复活节可以被放出去,复活节没被放出去,就想着感恩节,而后又是圣诞节,结果一个失望接着一个失望,他们逐渐丧失了信心,再加上生存环境的恶劣,于是,他们郁郁而终。”

而他则不期待何时可以被释放,选择一种臣服接受的状态,安于当下。

这就是“斯托克代尔悖论”——对前途充满信心,但又敢于放下期待,坦然直面残酷的现实。

我们对于身边的人事物,也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期待,期望它们都按照我们头脑中的设想来运转。一旦没有如我们所愿,就会引发我们的各种负面情绪。

你期望着公交车能够准时到达,一旦延误了,你就开始焦虑和抱怨;

你期望别人能够认可你的表现,一旦收不到赞赏,你就变得难过和自责;

你期望努力之后达成某个目标,一旦事与愿违,你就会沮丧甚至怀疑人生。

有时候,期待就是一种毒药,让我们对未来上瘾,同时也将我们带离了最有力量的当下。

03

我们的期待,往往来自于某个狭隘的视角。有一个著名的思维实验——20个人围成一个圈,中间放着一把椅子,然后让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看到的椅子是什么样子的。

有的人看到的是椅子的正面,有的人看到是椅子的侧面,还有的人看到的是椅子的背面。换句话说,同一把椅子可以展现出20种不同的视角。

可是椅子真正的样子,其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给出完整准确的描述。

其实生活中的我们,和实验中的20个人一样,都局限于我们自己特有的视角里。

对于遇到的人,发生的事,我们都有一套基于过往而自定义的好坏标准,至于它是不是适合新的环境新的场景却无从考证。

对生活的期待,也被框在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里。可是,一旦我们只有眼下所期望的那种可能性,那就自动屏蔽了所有其他面向的可能性。

就像某个非常相信上帝的人,在遇到洪水的时候不停地祈祷:上帝,快来救救我吧。

这时候,过来一只小船,船上的人招呼他赶快上船,他却说,上帝会来救我的。小船只好走了。

后来,又来了一只大船,船上的人扔救生圈给他,结果他拒绝了,还大声说,上帝会来救我的。救生圈也越飘越远。

洪水越涨越高,已经没过了他的肩膀,这时空中飞来一架直升机,放下软梯准备救他,结果他还说,上帝会来救我的。直升机也无可奈何地飞走了。

后来,一股急流把他冲走了。而当他的灵魂上了天堂,他去问上帝,为什么我这么挚诚地祈祷,你还是不救我呢?上帝说,我先后给你送小船,救生圈,直升机去救你,你都拒绝了,这,能怪我吗?

我们最自不量力的,就是以为自己知道了生活的全部真相。

而活在期待中,其实就是一场自设的困兽之斗。

因为自知局限,所以顺其自然,因为心无所恃,所以随遇而安。

与其执着于一个我们单一视角里的预期,不如安然地拥抱一路上遇到的人,发生的事。

04

这个世界,无常就是它不变的规律。19世纪的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过,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得不到是不幸,得到了有时候也会是灾难,就像上面那个祈求上帝救赎的故事。

哲学家庄子也有个很经典的论述——

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这就是说,当事情不成的时候,会有显而易见的麻烦摆在你面前;当事情成了之后,你又会面对一种更加复杂的新的生活场景,这又会让你遇到新的问题,新的麻烦。事情都是依照它们自己的方式发生着,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无法被你所操控,它们超越你的掌控,你顶多只能允许它们发生,你顶多只能敞开大门,让事情发生,但你没办法迫使它们发生。这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自然规律,很多重要事情的发生都是意外,往往超越了我们的预期。

如果细心观察这个世界,就会发现现实中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类是消极的乐观主义者,另一类是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消极的乐观主义者,他们思考问题常常是“要是怎么怎么就好了”,他们总是相信只要达到了他们的预期,问题麻烦就消除了,然后就可以一劳永逸的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而这明显是不现实的。

而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在这个世界里,问题总是层出不穷,麻烦总是来去不绝,而生活,就是一个升级打怪的过程。

他们不会期待生活都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转,而是积极地面对发生的事情,出现的问题,然后安于当下,尽力而为。

对于庄子所谓的“若成若不成而无后患”的德者,我觉得就是生活中那些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他们懂得世界的复杂,也明白生活的多变。

所以,在无常的人生中,我们都需要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然后用心甘情愿的态度,去过随遇而安的生活。

而这种生活里的随意而安,在我眼里,是积极的悲观主义者的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理性美好的生活哲学。

左岸记:最好的生活是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生面临各种选择,选择来自自己的定见,不断自我完善的见解或主张。

 

Source Article from http://www.zreading.cn/archives/6044.html

语不惊人死不休(211)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凉风至,白露生,秋水浓。风泉虚韵,桂满衬月孤。鸿雁来,玄鸟归养羞。清露,荷叶残,天阶夜色凉如水。

生活:

  1. 永远是这样 / 风后面是风 / 天空上面是天空 /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海子
  2. 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安全感、优越感和存在感,缺一不可。坏的安全感基础,是讨好外界,而好的安全感基础,是信任外界。坏的优越感来自于攻击他人,而好的优越感来自于达成目标。坏的存在感,是不断需要外界对自己认可和表扬,而好的存在感,只需要对自我成长的清晰感知。——罗胖
  3. 人生平均只有7次决定人生走向的机会,两次机会间相隔约7年,大概25岁后开始出现,75岁以后就不会有什么机会了。这50年里的7次机会,第一次不易抓到,因为太年轻;最后一次也不用抓,因为太老。这样只剩5次,这里面又有两次会不小心错过,所以实际上只有3次机会了。
  4. 人追求的当然不是财富,但必要有足以维持尊严的生活,使自己能够不受阻挠的工作,能够慷慨,能够爽朗,能够独立。 ——毛姆 《人性枷锁》
  5. 你拥有青春的时候,就要感受它。不要虚掷你的黄金时代,不要去倾听枯燥乏味的东西,不要设法挽留无望的失败,不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这些都是我们时代病态的目标,虚假的理想。活着!把你宝贵的内在生命活出来。什么都别错过。——王尔德
  6. 我以生命起誓:绝不为他人而活,也绝不让他人为我而活。就是在说“每一个人有且只能是自己的主人。——兰德《阿特拉斯耸耸肩》
  7. 很多姑娘跟我抱怨自己或是老公的原生家庭,其实真要论原生家庭,我不敢说自己的最差,起码也应该算很差的了,但差又如何,当我成年以后,谁都无法阻止我追求幸福的生活,端看你自己有没有这种勇气而已!——晚情
  8. 劳动性人缘需要时刻维持在劳动状态,也就是得一直处于施恩状态。他在大部分情况下十分被动,所维系的关系也十分脆弱。看似拥有许多人缘,可是一旦他拒绝别人的请求或者停止施恩,前期的积累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资产性人缘建立在个人的吸引力,来自于潜在的受益期望,哪怕你什么恩惠也不施,仍然有好人缘在。
  9. 单纯地计算经历过多少日出和日落,并不能完全反应出时间在人生刻度上留下的印记。有些人只需要几年就能走过一些人一辈子走过的路。——《认知突围》
  10. 你十年后可能聪明得多,但明天只聪明一点点,和蜗牛爬行的速度一样,有时还会滑回几公分。但回想十年前的自己,很多人可以发觉有些巨大的变化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个简单的决定,演变十年后,又将累积成何等结果?它能让人看到差距。

情感:

  1. 任何女孩子,只要你没在她身上看到温柔的那一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她没有爱上你。
  2. 恋爱中的人,会为了对方而改变。这是好事。但仅仅是可持续的,让你自己更好的变化,才值得追求。
  3. 维持、经营一段关系、感情,“保持渐进式的动态平衡”或许是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先付出一点,往关系天平上加一个小砝码,对方为了平衡,很大概率也会往天平上加一个小砝码。这样双方的共同经历越来越多,对对方的情感价值越来越彰显,让对方对自己的需求越来越依赖,关系自然就会慢慢变得扎实牢靠。
  4. “寻找真爱之前提”第一原则:一定要找个三观一致的人,三观不一样,婚后吵断肠。第二原则:不要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更不要为他无底线地牺牲自己,因为你永远无法感动一个不爱你的人。第三原则:做最好的自己,才能碰见最好的别人。你先成为什么,然后才能遇到什么,要想得到某种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先让自己配得上它。第四原则:经济不独立,人格便难独立,人格不独立,爱情便不独立。
  5. “辨别真爱”第一原则: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一定舍得为你花钱,舍得为你花时间。第二原则:床品不好的男人,千万别嫁,那些只顾自己爽的,趁早和他们说“byebye”。第三原则:真正爱你的人,绝不会控制你,哪怕是以爱为名义。第四原则:真正爱你的人,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好,彼此滋养、互相成就。如果这样还不小心和渣男结了婚,那么终极原则是要学会尽早止损。
  6. 女人不能缺一种精神,就是遇到混蛋要有“我不忍我不干去你妈的我不伺候了”的大无畏精神。爱情并不基于血缘关系,不要想著有人能把你宠成女儿或儿子。
  7. 当一个人长大,就面临着安身立命的人生课题。要有一技之长,要有立身之本。还要懂得什么叫爱,才能找到人生路上,与你死生与共的伴侣。
  8. 原谅我的怯懦,我还是个未成熟的少女,我不敢将自己一下子投进那危险的漩涡,引起亲友的误解和指责,社会的喧嚣和诽难。——林微因16岁拒绝了徐志摩
  9. 婚姻中最重要的要素,其实就是双方的参与度。虽然婚姻中的两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婚姻之所以甜蜜正在于两人的亲密度,也就是适当介入对方的参与度。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性格,两人的相互取暖、相互需要、相互扶持,是一段感情生活能够长久走下去的必要因素。婚姻不再是传宗接代的契约。如果一个人决定要离开你了,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你不能再给予她能量了。
  10. 爱是一场博弈,必须保持永远与对方不分伯仲、势均力敌,才能长此以往地相依相息。因为过强的对手让人疲惫,太弱的对手令人厌倦。——《简爱》

智慧:

  1. 到底什么叫智慧?是对事物本质的深刻洞察。什么又叫灵性?是对生活本质的明晰认知。
  2. 迷则乐境成苦海,如水凝为冰;悟则苦海为乐境,犹冰涣作水。可见苦乐无二境,迷悟非两心,只在一转念闻耳。
  3. 当意识到99%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时,修行才算正式开始;而修行,就是证明剩下的1%的问题也是自己的问题的过程。
  4. 我们追求快乐、幸运和欢愉,但却收获了教训、思想和认识。之前那些短暂的、肤浅的好处被真实的、永恒的好处取代了。——叔本华《人生的智慧》
  5. 一个现代T字型人才:竖杠代表专业性,那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横杠代表你知识的广度,如果两个人才专业性差不多,这时候就看谁具有更广的知识。
  6. 古人说“君子反求诸己”,出了问题,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小人无错,君子常过”,小人出了岔子,喜欢把责任推卸给别人,说别人错了。
  7. 要学会自己安慰自己,想象正在哭泣的你,是一个孩子,你拥抱着她,让她平静下来。也可以想象将来掌控了人生的你,穿越回来,告诉年轻而迷惘的自己:这都是小事,不要太伤心。
  8.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在对错是非这些问题之上,还有一个更高价值的存在——你人生的幸福!比是非对错更重要的,是人生价值。价值性思考,并非没有是非对错,只不过维度更高。不成熟的人,是非对错异常敏感。
  9. 在工作和学习中,“谦卑”是最好的态度。“谦卑”的意思不是说,一味的贬低自己,抬高别人。而是面对和你认知相反的事情,有开放的头脑和包容的胸襟,不断地学习和接受新事物。只有这样,你才跟得上变化。
  10. 被伤害了还要感激,是毫无意义的。伤害与成长之间,并没有丝毫逻辑关系。唯一与成功有关系的,是当事人自身的努力与强大。你不够强大,没钱,贫困会压跨你。有钱,富裕会压跨你——你自己就是跨的,什么也撑不起来你。

成长:

  1. 人生需要四种人,前三个分别是:名师指路、贵人相助、亲人支持,还有第四个“小人刺激”。记住,一定要干得好气死那帮小人。
  2. 自律的人和不自律的人,都会睡懒觉,没提醒的话,他们都可能睡到自然醒。但是给他们都调好早晨5点的闹钟,区别就体现出来了,自律的人闹钟响了就起床,不自律的人掐死闹钟,继续睡4个小时。真正聪明的人会给自己建立提醒机制,在心里设个闹钟。它是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过度饮食、拖延、偷懒、不学习。
  3. 我们不会因为黑暗密布人性丑恶就放弃善良,只是善良必须是智慧的、强硬的、严守边界的,而当有人越过这个边界,要有力量反击回去,或者快速避开,千金之子,坐不重堂。善良不是软弱,面对恶人,要有打得他们满地找牙的能力,要有威慑的力量,让别人不敢欺凌。要知道恶人并无良知,你可以温顺如羊,但当面对恶人,要变身为虎!
  4. 没有脚踏实地的建立起来的东西,就无法形成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撑。
  5. 世界是由创造者、探索者、跟众者共同推动的,然而创造者和探索者,起到引导作用。荆棘即使密布,也需要披荆而行,否则,脚下始终不会出现道路,而当走的人多了,道路会越来越宽广,会有更多的跟从者走上来,世界,就是因此而改变,变得更好。
  6. 一个人的观念转换,极为艰难,逻辑通了,还要他刚好可以接受。没做好准备的人,摆出10吨重的逻辑与事实,都赢不了他1两的偏见。观念冲突是时时发生的,只要和我不同,我就可以不喜欢你,哪怕你说得对也不行。这是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万万不可忘记的常识。——连岳
  7. 大学期间,千万不要宅在宿舍,会玩什么玩什么,什么都不会玩就去操场跑圈。没有什么事情是跑一圈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跑两圈。如果你有钱的,学会钱生钱;没钱的,不要着急来钱,先把自己本领练好,钱会来找你的。拎得清爱情中你和ta的关系,你们才能干柴烈火烧到永恒。年轻人的友情,虽然可以放纵嘻哈,无所禁忌,但是也要掌握分寸感,做事说话,低调务实,既不卑不亢,也不会伤人。不要让负能量积累在心里将你压垮。提高自己的抗挫折能力。
  8. 努力,不是为了感动自己,学习,不是为了多么傲人的成绩。而是希望在将来我们都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9. 你该挤出一部分时间学些常识性东西,特别是文学或人文科学,稍稍多用点工夫就能有大的收获。我深怕你因所学太专一的缘故,把多彩的生活弄得平平淡淡,生活过于单调,则生厌倦心理,厌倦一生即成苦恼之事。书宜杂读,业宜精钻。——梁启超写给梁思成的信
  10. 经济学中有一个叫“迟来的奖金”的理论。比如,饭店厨房里的帮厨,工作累得很,收入可能还比不上端盘子的服务员。那为什么他们不去端盘子呢?理由只有一个。帮厨未来有机会作厨师,有“迟来的奖金”可领;而服务员工作一辈子,也还是端盘子,没有技术积累。

观点:

  1. 一位合格的音乐老师,起码要科班出身,即毕业于十大音乐学院或国家认可的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有国外著名音乐学院文凭自然更好。科班出身,比标榜自己是“钢琴十级”或者“有多少学生过了多少级”重要得多。所谓“钢琴十级”,指的是“业余钢琴十级”,它连音乐专业的敲门砖都不算。记住,专业人士不考级,考级只针对业余人士。——严伯钧
  2. 当一件事情发生后,我们能不能先“让子弹飞一会”,别着急去当道德审判的法官,忙着把当事人送上断头台。易中天有一段话:“当一件事情发生后,第一要先学会认账,即弄清事实。这是‘真伪判断’。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这是‘是非判断’。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事情还没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这样一来,谁还敢认错?”不冤枉一个好人是法律的底线。
  3.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董事长邵玉龙称,我们国家每年集成电路的进口都保持在2200亿美元,超过了石油。其中小小的芯片占400亿美元,三星、海力士、美光,这三家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5%,到目前为止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还没有。我们国家也要补这个短板,同时芯片自主制造也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 想要做好一份有颜值又好用的笔记要做到以下四点:❶ 写清标题,方便日后查找。❷ 做好预判,让笔记排版更合适。❸ 记录重点,信息简洁明了。❹ 补充小图,让画面生动。
  5. 什么是信息流?就是对于有价值的信息,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流程,对它进行一环扣一环的处理,直到将它妥善地“嵌入”到我们的知识体系之中,彻底地“为我所用”为止。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行动”。行动是什么?就是在充分理解信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运用,在运用中巩固。
  6. 很多人并不习惯独立解决问题,而是依赖他人,遇上自己感觉困难的事情,可能会退缩不前,而为了逃避责任,可能会说是他人或者社会的错。看一个人待人接物、生活水准、工作水平,其实也就可以判断能力如何,而如果只看学习能力,那么,有些人捧著书兢兢业业地苦读,看上去也是挺认真呢。
  7. 想要感受真正的自由,就要给自己设定一些要求和限制。唯有自律,方得自由。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最好的例子就是查理·芒格。
  8. 大多数人缺乏科学思维的人,比较容易认同某些个体事件的主观感受,而容易忽视整体的宏观数据。比如听到某个人失眠,然后打听到了某个亲戚或朋友曾经吃了某种偏方就好了,他就比较相信这个偏方并且去尝试。但他并不会去想这些偏方之所以是偏方,很可能就是因为对大多数人没作用才没有成为主流。
  9. 爱情是一种迎向他者的冒险,是对未知领域的挺进,人生如此孤独,以至于我们太需要与人分享。爱就是人活在世界上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孤独的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样的需要,我们愿意去冒险,做世界上最不理性的投资。所以爱情是让人成为人,又几乎要超越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梁文道
  10. 我不喜欢跟小孩说“爸爸这么努力工作都是为了你们”之类的话。我努力工作全部都是为了自己,希望自己可以变成更好更强壮的人,然后成为更好的儿子、更好的先生、更好的爸爸,有更好的人生。孩子,这一切跟你无关,你只需要不要有负罪感地好好长大,最后变成一个真正的大人。

心理:

  1. 在一段恋爱关系中,一旦某一方在拼命找妈,去寻找当年弥补的爱,同时也会无意识地抱怨当年妈的离开(不可避免地怀有怨恨),这段情感关系就容易扭曲。
  2. 女人一生的婚姻受困程度取决于自身的独立性,越是独立的女性,越不容易受到婚姻的干扰,只要一个女人做到敢爱敢恨,哪怕只身一人,也能活得漂亮。——唐旭
  3. 福勒在观察很多人的日常行为后,总结出了“正确偏误”的心理现象:就是如果你一旦相信一个东西了,就会寻找支持自己理论或假设的证据,选择性的注意和收集信息(排斥其他不利信息),并按照支持自己的想法或逻辑来解读获取的信息,从而推导出一个符合自己意愿的事实或真相。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的真相,不过是合乎我们自己口味的真相,我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4. 既然生活永远是这个样子,那么一个人过日子更好,因为那样就不会有另一个人来映射出你的悲伤。——罗恩·拉什《炽焰燃烧》
  5. 如果不小心丢掉100块钱,好像丢在某个地方,你会花200块钱的车费去把那100块找回来吗?一个愚蠢的问题,可类似事情却在人生中不断发生:被人骂了一句话,却花了无数时间难过;为一件事情发火,不惜损人不利已,不惜血本,只为报复;失去一个人的感情,明知一切已无法挽回,却还伤心好久……
  6. 比对抗更长久、更有价值的法则,是合作。合作意味着尊重他人利益,意味着成全别人的选择,意味着打开你的心,走出狭隘憋屈的欲念,意味着接纳这个世界,意味着在每个光彩照人的背景之后,堆积着无数的难堪与污浊。而那些,是需要我们相互体谅的。而非相互伤害。
  7. 冲突会让人发现自己,看到自己的错误——但这个错误,构成自我的一部分,承认错误意味着否定自我。而人是不习惯于自我否定的,所以有些原本温静平和的人,会突然变得暴躁执拗,置常识于不顾。就是因为他将错误等同于自己,更加顽固的坚持错误。
  8. 情绪无法控制,但可以选择渲泄。你会注意到,即使是最暴躁易怒之人,他发脾气也是很理性的,他会冲着自己至爱亲朋发火,肆无忌禅的伤害朋友亲人,但在忌禅的人面前,却是笑脸相迎。你不是不会控制情绪。你只是选择了对自己来说最安全的渲泄方式,而这种方式,却在伤害你与你周边的人。
  9. 什么是包办型溺爱?在中国家庭,这其实是一种不算陌生的现象,特别是那些独生儿女的家庭。简单来说,就是父母把孩子的一切都安排好,孩子不动手不劳动就能得到一切。一旦孩子遇到问题,他们会第一时间出来解决,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和委屈。
  10. 别人的错,不是我们就可以错的理由。美国作家A·G·里德尔说:要小心你心里的愿望,当心被愿望所控制。

教育:

  1. 如果你不能把某个技能练到全世界最好,你可以选择两项技能练到世界的前25%。然后再将这两个技能结合起来去做一件事,你就可能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万维钢
  2. 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理想主义者。——余光中
  3. 提出一个好问题的过程,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就像是大夫给病人看病,通过问诊,逐步了解并判断病情,才能对症下药。
  4. 判断你是不是一个优质学习者,只需要看这5点:从记知识点到记关键词、从泛阅读到主题知识树阅读、从刷屏阅读到开机阅读、从跟踪趋势到跟踪行业、从输入信息到输出信息。
  5. 早期经历很重要,并不是因为学习内容可以更有效地输入神经回路中,而是它构成后来学习的基础。——《进化大脑》
  6. 读书和学习是有区别的:读书,只是接收信息;而学习,是要把新接收的信息和原有的知识结构进行一次对接。读完了对人讲一次,或者哪怕只是写下几个字的读书笔记,也是更高效率的学习。
  7. 中国传统的不少家书和家训,总让人联想到一个人俯首贴地、聆听教育的画面,望而生畏。而梁启超却是个例外。他教育孩子的方式特别的不同。梁任公总是鼓励孩子们自己做主,因为“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所以他的九个子女,个个成才!更有三个儿子在不同领域内都成为了科学院院士。
  8. 一个熟人,一个月收入大概四千块左右,老婆是家庭妇女。孩子学画画,每个月学费大概六七千。今年高考,孩子过了艺术类本科线,但是没被录取,只能上专科。孩子不愿意上专科,非要去意大利留学,家长不同意就跳楼。不是说说那种,一只脚都放窗外了。现在家里已经把车卖了,正准备卖房。
  9. 徐霞客后来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正得益于他有一位开明的父亲和母亲。其他父母,都把人生寄托放在了孩子身上,希望能为孩子“安排”一个美好人生。但徐爸徐妈却不,他们深谙两个道理。第一:真正的父爱母爱,不是对孩子恒久的占有,而是一场得体的退出。“我不会为孩子安排一个人生。”第二:活得开心,比活得成功更重要。“只要孩子觉得开心,这就够了。”
  10. 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你适应社会模式,相反,它是要帮忙你完全地,深入地,充分地了解所有事物,然后从社会模式中突破。如此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傲慢的人,正因你是真正天真的,因此你具有信心。——克里希那穆提

思辨:

  1. 一个成人,最好的进攻性武器是自己的智商,最好的防守武器是自己的道德底线。而有人正好相反,他们喜欢用道德武器来攻击对手,然后用蠢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2.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存不存在,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善良与罪恶,人性与兽欲不断交织不断干戈的过程。——柴静
  3. 从解决问题的思路来说,“我死给你看”带着赌气和自恋,恶人并不见得在乎;这是下策。如果换成“大家一起死”就不一样,至少不会让恶人独活逍遥;这是中策。真正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惩恶扬善,让恶人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上策。可惜,太多的好人都没受过正确的教育,所以遇到事情时往往采取下策。——萧秋水
  4. 这个世界没有公正之处,你也永远得不到两全之法。若要自由,就得牺牲安全。若要闲散,就不能获得别人评价中的成就。若要愉悦,就无需计较身边人给予的态度。若要前行,就得离开你现在停留的地方。——弗朗西斯•梅斯《托斯卡纳艳阳下》
  5. 坏人变好,必须要有强大的外力。如古人所说:恶人自有恶人磨。如果想让坏人幡然悔悟,就必须比坏人更狠,用比之于坏人更阴险、更毒辣的手段摧残之,蹂躏之。让他感受人世险恶,生不如死。这时候坏人只渴望能从苦难中获得拯救,根本没心思琢磨害人的事儿。只有在这种情况,坏人才不敢再做坏事。——可是你变坏了!
  6. 季羡林老先生说: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虽然理论上说,每个坏人都有向善之心,只要方法得当,就能够感化他们——但你未必有那么深的德性,未必能支付得起惨厉的成本。你不是圣者,不是佛陀,坏人之恶,你度不了。
  7. 评价别人,要记住这点。每个人都在发展变化之中,被你蔑视的,说不定哪一天就翻云覆雨叱咤风云。被你尊重的,说不定哪天脱落短裤,露出龌龊的内心。别人对你的评价,也是这样。切记不可活在别人的评价中,笑骂由他,人生我自行之。真正有价值的评价在未来,甚至在我们百年之后。
  8. 大多数人对于某些问题就是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背后是人们对影响人生关键的某些概念认识不清,从而总是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遇到问题习惯问别人怎么办,而不是问自己怎么办。他们身体成年了,心理却依然是一个茫然无措的孩子。你做什么事都想找诀窍,以为有了诀窍就不会累,其实这辈子光是找各种诀窍就已经很累。
  9. “我不愿意给你花钱,但我很爱你”“呵呵”我一直觉得,金钱虽然买不来爱情,但可以衡量他到底爱不爱你。肯为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真爱你,可是不肯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
  10. 你猜,未来世界的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回来?纵观万千理论,不管谁对谁错都好,不管是哪个平行宇宙,哪个时间线,总应该有那么一支,一簇人类发明了时间旅行技术,而最终可以颠覆时间旅行必须晚于时间旅行发明的时刻本身,或是别的什么理论限制,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回来到我们所认知的任何时代过?

幽默:

  1. 花开之后,你永远不知道谁闻到了香气。
  2. 你不必把全世界的重担都扛在自己肩上,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3. 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大谈中年危机,装的跟青年时很成功一样…
  4. 在路上看到黑猫是否不幸,取决于你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老鼠。——德国谚语
  5. 认识个特别招人喜欢的中年男人,他喝了点酒说,要这个年纪不惹人讨厌,只需要做到三点:1.不公开谈性。2.不回忆过去。3.不教人做人。
  6. 遇到傻逼最不该做的就是和他们讲道理,他们真正属于不可理喻的物种。讲道理只能浪费自己的感情。就应该直接“教育”他们。傻逼可不是保护动物,并不怕在这个世界上灭绝。
  7. 装逼是要靠实力的,没实力的装逼,那就是傻逼。蛮不讲理的傻逼,治他!装逼过火的傻逼,撕他!没有公德心的傻逼,怼他!
  8. 《戴帽子的猫》作者苏斯博士曾说:头壳里有脑袋,鞋子里有双脚,你就无所不能。
  9. 我们家对门的邻居,今年刚结婚的,这星期父母过来催他生小孩,他说现在不想生,生了会后悔。他爸说:生孩子怎么会后悔,我们当年也是结婚了马上生你,你看后悔了吗。儿子说:别催别催再催我这辈子都不生。他爸说:孽子啊真后悔生了你这么个孽子。
  10. 我听过一句反鸡汤的减肥语录:别老说减肥减肥,说得好像你瘦下来就不丑了。关于懒,《认知突围》也说了一句反鸡汤:别老说自己懒,老把什么都归结为自己懒,说的好像勤快就能怎么样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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