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柴静:用我一辈子去忘记。柴静记录自己从幼时到湖南电台工作再辗转北京工作的心路历程,“为什么我沉溺于一已悲喜,疏于与世界交接,且,耻于言爱?”柴静一点点剖析自己,让我们看到一个敏感内敛外冷内热的柴静。
  (一)
  2000年8月2日,下午。漫山遍野的雨。下一张唱片恰巧是马修连恩的《Bressanon》。声音喑哑荒凉。急雨敲打我心。天色苍灰茫然,人如置身时间荒野,这一瞬间,是没有语言,没有色泽,没有思想的人之初。
  我想我幼时一定长久地注视过这雨,漫山遍野的雨,紧一阵,疏一阵,空白一阵……天黑了,又亮了。亲切又荒凉的回忆。那时……那时……一定是在坐在那个大厅里,在那根粗的红木的柱子底下,黑底金字的屏风前,小孩子的目光从深的院子里尽力地看出去,那些细密的雨在洼处荡开的涡纹……那是祖上传下来的大宅子,门前两个石兽,被摩挲得光滑明净。青砖的院子,下雨时会积水,大人不准下去,怕下面的老青苔滑了脚。阁楼也是不许小孩子上去的——其实上面不过是些上着黄铜锁的大木箱,陈年的灰尘在老了的阳光里昏睡,从雕花的窗扇望出去,是对面房顶上的蔓藤枯草。秋天的时候,那里懒洋洋地晒着小孩子的鞋子,赭红的,淡青的,有的是桃红的面子上用金线挑朵绣球花。偶尔有只鸟来,在上面啄一下,叫一声,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站着,让人疑心它睡着了。
  每年那个时候妈收拾衣箱,小房间里满是干净暖和的旧衣服味道,纸窗外是水洗过一样的清清楚楚的北方的秋天,我穿深红的灯芯绒上衣,小小的荷叶边,妈把两条麻花辫子给我挽起来,用浅绿的绸布系紧,在宝蓝色的小镜子里孜孜地照了又照。是小门小户的孩子才有的乐趣。
  那时我四岁。已开始上一年级。每日黄昏小凳子上看《岳飞传》,一颗字一颗字按着结结巴巴地念。奶奶给一粒水果糖含在嘴里,到吃晚饭时按一按小腮帮子,硬梆梆地还在。
  妹妹在我看来是麻烦的小鬼。她在每次妈出门时抱住自行车轮胎哭到噎住气,为得不到的零食打滚。弄丢奶奶的碧玉发簪。和大公鸡打架被啄下伤疤。还有,跟我抢任何一样属于我的东西。
  唯一和平共处时是父母外出开会,停电时,奶奶讲些谜语故事给我们姐妹,玻璃窗上映出蜡烛的一撮小黄火花,远远地看上去,以为是外面哪家也点了灯——其实除了这间房子,更没有别的世界。窗外雨声淋琅,我们窝在床上用被子枕头垒起的堡垒里,心满意足地安静着,奶奶为我抚摸背,沉沉睡去。
  我不大有朋友,只有小胖。她滚滚圆,大伙去偷鸡蛋,捅马蜂窝,破庙里打鬼……逃跑时她永远是最后一个——我是倒数第二,有一种相依为命的友谊。
  也打架,两个小女孩,互相揪住卷发,怒目金刚地瞪着,直到双方妈妈来,才响彻云霄地哭。
  晚饭时她又从门边闪出来,欢天喜地地来报告当晚放《马兰花》。
  傍晚微紫的天,淡白的月,几只小板凳,妈给一毛钱买瓜子,卷在锥形的报纸筒里,小孩子爱到银幕反面去看,风吹过来,严凤英就象波涛一样轻轻摆动,有一种奇异的飘飘欲仙。
  第二天一帮人拿几把小桃扇,两条长毛巾搭在胳膊上充水袖,摘几朵夜来香贴在脑门上,拔出根丝来忽悠着当坠儿,拿腔做势地扮老夫人小姐,叫“小兰”倒茶,小胖插着一脑袋的花红柳绿,殷勤地应着。后来看《樱桃小丸子》,小丸子和小玉玩“扮少奶奶”,两个人神色逼真,唧唧笑着“哦哟哟……李太太”。心想全世界小孩子有时候都挺八卦的。
  妈妈调换工作,举家迁往她执教的学校。彼时我四年级,小小行李里是爸开完药后留下的漂亮小药盒,里面装几枚硬币。还有一本《唐诗三百首》,我那时候最喜欢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用小刀刻在小床边的白粉墙上。
  日后看到林风眠画《春晓》。紫蓝与碎金的晨,几只安静的黑鸟一言不发地立着。心里震荡不已,这就是童年里,早春三月的气氛。
  我在课本空白处画娃娃,都是古装,给她们编故事。
  新同桌的小男生,姓周,他画的都是武将,所以每次我从他身后进出座位前,一定要拳打脚踢一番,一教室的同学沉默地看着。下课时大家一哄而出,我倚在墙上看这些比我大三四岁的小孩子跳皮筋,玩沙包,我不记得那时有没有哭过,也没有人有时间关心一个小孩子的喜乐哀愁。
  日子混混就过去了,我在人堆里穿白衣蓝裤举着塑料花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在大院里跟三四十个人一起看黑白电视里的《血疑》,我学着打乒乓球,拉二胡,拉小提琴,拿一只大红扇子跳《五哥放羊》,慢慢地我有时可以打过姓周的小男生……但显然童年结束了。
  (二)
  上星期看《这个杀手不太冷》,十二岁的玛蒂达问里昂“是人生就很悲惨,还只是少年时如此?”里昂说“Always”。
  看完去酒吧看球赛,凌晨回来洗头发,擦干后照镜子时我想起那首生僻的被我忘记名字的歌“那张呆呆的脸,那双大大的眼,清纯又善变,聪明却看不远……”那是我揽镜自照的少女时代,那时我曾如玛蒂达,夜夜向虚空中低声发问。
  十二岁时我已升入中学,日日城北走至城南,成绩差强人意。
  整整六年的时间,我一直留着“日本头”——也就是齐眉齐耳的短发。衣色黯淡,象只暗色影子,闪躲在隐隐约约的人海。
  人长高了,可以混迹于同班学生,但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陌生,和微微的厌恶感,我记得用布缠起发育中的胸部,穿贴身的裙子时可以不必觉得羞恥。
  但是又要常去理发,去剪衣服,那是最难堪的事。在那个年纪忽然被人注视,被人议论身体,在镜前推来转去,是对没有什么自信的孩子的折磨。连在陌生人面前走路也让人窘迫,不要提开口讲话。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写她永远没有摆脱那个尴尬的年龄“夫人不言,言必有失”看了会心莞尔,是是是。
  我的朋友仍然少,有一个,有个喜气洋洋的名字叫“福珍”,极长的辫子,大额头,大嗓门。她人好,又热闹,与一切男生均是好友,与他们暗恋的女孩子也均是好友。替他们传递纸条兼倾听心事。只是放学时便落单了,于是每日黄昏,我与她日日城南走回城北,她讲班里各色人等的事给我听,天际每每有橘红色晚霞,她令我开怀。
  她最爱说班上叫“侬侬”之类名字的女生,卷发,穿有蝴蝶结的丝质粉红衬衣,上课时翻窗出去与男生约会。
  哗。我们撇撇嘴,心底里却不是不羡慕的。
  我常常对着镜子看很久,用铅笔卷起头发再放下来,觉得那张脸异常平凡,我令她做出喜笑哀哭的表情,静下来却是长久的迷惑。我经常劝说自己人死之后不会消失,仍可以化为另一婴儿重新认识这个世界,那些炊烟,早晨的阳光……它们存在不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但仍然无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每天夜里, 躺在厚厚的棉被底下,听风从远处来。我注视着睡在我左侧的奶奶的脸,她在熟睡中微张着嘴,想到她可能有一天会离开我就悲从中来,十几年来,我仍在一次次梦见我失去了她。然后,在清晨醒来的时候痛哭不止。
  我经常和奶奶坐在暖和的下午,低头看一会书,再抬头象树枝一样把手伸在阳光里,无人的楼上一扇明亮的窗户,风吹着它的光亮急掠过草地。
  阅读任何写有字的纸都令我狂喜。我站在狭小的储物间,看《警世恒言》,《红楼梦》,批判胡风的文件,我妈读中文函授的所有教材,和我爸的中医杂志里稍有文学性的内容。我几乎是毫无鉴别力地贪婪地吸收着每一颗字,好象那里可以寻找到这个世界的意义。
  偶然在短波里收到台湾的广播“中广流行网”和“亚洲之声”。天天黄昏抱住听,三毛去世也是那里听到的。我还记得申婉在黄家驹去世当天的节目里播放《关心永远在》,她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也还记得陈凯伦问赵咏华“你是不是个很需要爱,需要各种爱的女人?”她大笑说是。
  我也笑,格外贪恋在电流的噼啪声里有人语音竟如此温柔,于是给他们写信,谢谢他们给我安慰,写完,想想,夹在日记本里,直到今天。
  写两本日记,抄满格言的那本,交给语文老师。
  在自己的那本里很文艺地写“我渴望呆在最静寂的角落里,被最热烈的声音包围。”倒确实一直是在最静寂的角落的,高中时愈发寡言,坐在靠窗的地方,日日看老槐树在暗蓝暮色的风里,巨大的阴影如痴如醉地摇摆。五月的时候,夜里也看到满树洁白如雪的花。
  周末一个人去爬山,在高高的山顶,俯瞰深深的山涧,想象大河曾如何在这荒芜土地上奔涌。大片云飞过时,大地忽明忽暗。下山的时候,我脱下鞋子拎在手里,小心翼翼地滑下结冰的陡坡。
  在孤独痛苦的青春期,是对音乐和美的敏锐感受令我缓解了绝望的情绪。我听罗大佑,黄品源,张镐哲,娃娃,高明骏,几乎每个人的歌就代表一段时间内的心灵挣扎,如蛭附骨的孤单,日复一日,毫无希望地噬咬人。只有这些歌,令一个少年可据有些微奢侈的诗意。
  8年后在从长沙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降落前侧转弯时,流光溢彩的大地忽然倾斜过来,我的眼睛湿了,这是我曾在北方的大地上一次次凝视的天空,从未想到在远离灯火的高处俯瞰人的生存之处,会有这样难以言说的美。
  今天的我,站在岁月的高处,仿佛重新看到自己的背影,凝立在北方巨大的晚霞和夺目的星空之下。
  只是……那时的她,坐在紫云英盛开的田野之上,注视着归于寂灭的黄昏,在想些什么呢?
  我不记得了,只想起她总是注视着天际线——那是她目力的极限。
  直到一九九二年。奇怪,这个年份,之于我,好象是有某种气味的,我在长沙秋深的夜雾中穿过时,在北京某个暮色中的街口燃烧落叶的烟雾中匆匆走过时,在上海一个旧花园里被深夜的草木清香笼罩时……都会在一瞬间记起那一年。
  就是在那一年,我和高蓉成为朋友。
  其实之前有7年我们一直同班,一起跳舞,一起出板报。但直到她父母离异,搬到我家附近很久后,才熟起来,她扎柔顺马尾,面容清秀之极。
  那两年我与她一样,与母亲单独生活在一起。送奶奶走时,她给我一只翡翠的戒指,那是本来要在我结婚时给我的。我陪她站着等车,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心如刀割”。
  我和高蓉从来不谈这个,只是有一天晚自习,有人在教室外叫她,她始终不抬头,不肯应声。最后终于出去了,回来后伏在桌上很久,然后写一张纸条给我“是我爸”。我亦不懂安慰,只是难过着。
  我们听同样的音乐,都在笔记本上抄席慕蓉的句子“我相信/爱的本质一如生命的单纯与温柔……”我们不拖手逛街,也不说私房话。只说将来成家后,一起织毛衣说家常,看小孩子一起长大。很多时候就沉默着,听陈乐融的《月光情书》“今夜你过得好不好,月光……照完我这边的墙,又去照你那边的墙……”和着低低的海浪声,化掉十六岁的心。
  同一个楼里的朋友渐渐多起来,搞笑的勇旦,飞飞,冬冬,还有爱踢球的小霍。一把吉它,几包杏梅糖,男孩子的烟。
  我们有个好去处,翻过矮墙往右一拐,是个废弃的旧楼,楼梯扶手早朽掉,楼前空地上长满荒草,春天会有大丛紫云英和细碎的蓝色小蝴蝶。
  夏天我们就坐在楼梯上吃红豆冰,有时雨晴,下午的阳光破云而出,把院子染得一地金黄,人在那样的颜色里坐着,呼吸有些困难。
  每天翻过操场矮墙回家时,满天红霞,我都不明白让我微笑的是什么,要在此之后很多年,才能重新明白,能放弃狭隘的一已之私,予人以温厚亲爱的情义,是幸福的唯一来源。
  她此时正沉浸于爱情,和冬冬。那个有书卷气的男孩子。
  冬冬比我们高一届,很快考上大学出去了,她不能忍受一个人沉浸在回忆中,于是退学,去一家很远的税务所上班,在信中她坦白写道“我终生愿寄居于这小城,不作其它幻想。”留下我一人,走在下了晚自习的夜里,那样凉的月光,就象走在深水里一样。
  高三了,功课压力紧张,不能想什么,也不能再那样看书,听音乐了。我已经不大去上课了,一个人走,路太长了。
  有一天傍晚停电,我翻出旧磁带听。
  在黄昏稠紫的暮色里,郑智化唱“突然忘了挥别的手,含着笑的两行泪,象一个绝望的孩子,独自站在悬崖边……”不明所以地,我浑身抖颤。眼泪炙热地流下面颊。
  那歌叫做《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人一点一点都散了,旧楼也要拆了,那里铲平后倒真成了一片悬崖。下雨的时候,站在那里,看着天一点一点黑下去,世界如同荒原。
  (三)
  我考上南方一所二流大学,在那里学会谈恋爱,跳摇摆舞,靠写文章出尽风头和赚到生活费。去唱歌时,我试着找过那一首,从来没有。只有一首接一首的粤语歌。
  跟小男生在南方湿润的夜雾里牵着手走,他低低唱李国祥的“摘下星子千串,挂于你窗前。”墙侧有桅子花香暗暗传来,不是不快乐的。
  只有在大风的夜里,过长廊去洗手间,风从窗洞里呼啸而来,人怔忡不安地站在凌晨四点奇异的青紫天空下。一点关于北方的记忆,在那首歌里翻来滚去。
  周末去跳舞前在宿舍里大家一边化妆,一边听收音机里洪涛的排行榜,他的声音温和雅正。散场回来赶上尚能的谈心节目的片头:“辽远之中,夜渡心河”,全体女生被他的老练辛辣吸引。我们都在日记里记下那些电台里的故事,我在94年10月22日那晚记着,一个女孩为爱情沉郁颓唐,尚能说这个人只是一种不愿脱离的习惯罢了,他说请给自己“一点勇气”。
  三年后他自杀,据说是为了爱一个人。我听到他最后一次的广播,只记得他说“王平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女人”——王平曾与他一起主持过《夜渡心河》,知性与慧心兼具的女性。
  又过三年后,我帮王平的《音乐不断》的歌友会做一次“救场”的主持人,散场后我们去吃宵夜,她说她也听到了那次节目,她转动手中装满鲜橙的杯子“去电视台的原因是尚能的死给我触动太大了。”我们都不相信他的死只是因为一个女人。
  也许是我们都不愿相信人是多么简单脆弱。
  我对她讲起我当年是女学生时写信给尚能,希望做电台主持人,信写得极天真“尚能也曾有梦,可否帮我成就梦想?”我一直以为是这句打动他。因为他后来帮我做到的,恰恰是我的梦想,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
  我第一次节目是在学校广播台里录完的,7月份,录音间没有空调,录完后整个人湿淋淋,令同学骇笑。我拿去给尚能听,他听完我第一段说圣克里斯朵夫渡人过河的故事,Beyond的《海阔天空》响起时,便按下键。他背对我,看不清他的表情,然后他转过身来说“今晚播”。
  我骑单车20分钟回住处,锁好车,蹬蹬蹬跑上六楼,看着自己在车把上磨破的手掌,十分十分地快乐,当晚的日记里写“有风吹过,生命新鲜清香。”那个节目叫《另一种声音》,在他的节目里原来放睡前音乐的时间,子夜前的最后半个小时,有听众为我保存94年第一期的录音带,今天再听,极其原始粗糙。但那当中……有什么呢?在那个少女浅白清冷的声音背后。
  我与尚能并没有因为节目的联系变得更熟稔,经常是,我去办公室时,没开灯,头顶风扇呜呜作响,尚能背着我,不说什么话,等他先去楼上直播间了,我坐在他桌前整理稿子,满桌是灰白的烟灰。我那时觉得他很容易陷入颓丧和沉默。
  但我正沉浸于发现自己的兴奋中,简直无暇顾及他人。直到他在华年离开时,我也未曾与他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交谈。
  电台是份奇怪的职业,大家在节目中那样推心置腹,彼此见了面反而是哈哈哈。
  我每个午夜带大叠稿子和磁带去做节目,那样的夜,有一种魅惑之感,人好象可以不沾染尘埃。我在节目里也感染这气氛,觉得心安静下来的时候,尘世里的一切声音都听得到——一滴水和另一滴水相遇的声音,青草长起来的脆响,叮咚作响的雪片……这些聪明和敏感本来是女学生式的,但这份工作让一个女性有充裕的时间和足够的机会培养分寸感。控制自己的情感,增添一些内省的气质。今天回过头再看这份工作之于一个人的意义,感慨击心。
  在电台的资料柜子里找到很多好听的歌,还是没有那一首,只有另一支郑智化的,叫做《让我拥抱你入梦》,我觉得那句“玩火的孩子烫伤了手,让我紧握你的小拳头,爱哭的孩子不要难过,让我陪着你泪流”,在夜深的时候听,是有一点悲伤的。
  然而却是,那么那么温柔。
  十九岁那年我开始做《夜色温柔》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片尾曲。我急着打电话给高蓉,却忘记告诉她。只为听到她和冬冬要结婚的消息开心。
  而彼时的我刚刚大学毕业,拒绝做一名小会计,自作主张迁了户口和工作关系,租来城市边缘的两室一厅,空落落的房子,我在地板上扔几只大垫子,随坐随卧。陶瓶里几枝野地里捡来的荆棘,苍黄老绿。靠积蓄买到一台CD机与可喝红茶的水晶杯,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开始的日子最难捱,在陌生之城,听不懂方言,没有钱,没有朋友,于人情世故一律不通,又是青春期最难看的时候。十九岁生日那天身无分文在滂沱大雨中走到电台去,在节目中说“要做一只翩飞的白鹤,飞渡寒苦的人生”。
  也只有那个年纪说这样的话才不会惹人笑。青春本身自有尊严。
  南方秋季亦多天风海雨,坐在屋内,也能觉得迫人而来,长夜里人的情绪完全不能自控,看一篇普通童话的结尾说“以后的日子天天快乐,夜夜平安”,也要仓惶下泪。
  于是夜夜守住电台节目,贪恋那一点人气的温暖。且当中有无数诡异故事,人人依恃声音隐没身形,可倾吐最隐秘之心事。有一晚停电,漆黑里听新加坡电台林伟的《点一盏心灯》,他要言不烦,“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
  是。遂决定作午夜的节目。
  电台在周末的夜是放4个小时的花鼓戏。我请缨做一档直播节目,主动要不计工资,苦心积虑地游说领导,“可以省下一个放磁带的人工呀对不对,”终于被同意,想了几个名字,都太刻意。台长随笔改了《夜色温柔》,正好是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名字。
  (四)
  第一次节目没有任何预告,在花鼓戏后面就开始了。还开热线,用40分钟谈张爱玲。居然爆满。
  可见似锦繁华的夜,处处有寂寞的信徒。
  之后的三年,我的周末都在电台。晚上十点半的节目,下午两点去,和整幢空楼厮守,对着满桌子的信,音乐。下午的太阳照进来,地老天荒的昏黄。
  窗口正对着老榆树,倦了便望望它,春绿冬白,永远永远。
  然后,夜慢慢慢慢地来了。我坐在调音台前,热线开始之前一小时已有电话在等,两盏小绿灯闪烁不宁,象一个人内心欲言又止又呼之欲出的话。
  时间象只咻咻的野兽在身后赶,面容与声音都会老,我有一天会无法再穿贴身的长裙,缠到脚踝的高跟鞋,无法再有散落在肩膊的细软黑发。于是愈发在节目里极力用声音留住这一瞬,才不会在无涯的时间里化为粉尘。
  在节目里,从不相识的人那里获得无数知已之感。端着装满信和音乐的篮子下楼,在黑暗里想“可以死而无憾”,但还有一件事。满柜子的唱片磁带,郑智化的也很有几张,但那首歌,却遍寻不着,不过日长天久,就死了心。
  我开始穿彩衣,下意识弥补少年时代,深紫浅红烟蓝竹青,却没有用武之地,只每日在台里厮磨时光,与同事聊至烂熟,围着火炉将七情六欲,嬉笑怒骂一一上演。没有他们无法度日。
  男男女女都年纪相若,没有家室。下班了在星宝的斗室里混饭吃,她一边尖叫着说烦一边挽起长发给我们炒红椒肚丝。我们都爱她。
  宋扬是我的心腹,他头与身子都滚圆,在办公室穿老虎头拖鞋,跟马路上的小鸡小狗弯着两只胖指头说“嗨”。我们每天一起吃饭,算清每一分钱。如果是他请我喝矿泉水,就一定要求我买一支冰棒返他。
  台里出去搞活动,领导唱象古老石山的《十五的月亮》,他都领头把灯关掉,用打火机闪,还要大家手拉手造波浪。领导羞涩又开心。
  笑得我。
  然后大家装体力不支昏睡,可以早早散场。一帮人呼嘯一声,去自己的地盘玩。
  乐乐是我们的老大,大眼雪肤,清新阔朗。她带我们在的厅里玩老鹰捉小鸡。杨景和我假模厮样地深情对唱《请跟我来》,诸人纷纷作被电到状。散场后的凌晨,天色是诡异的紫,人人在那样的寒冷里冻得咯嘣脆,我们把附近的小店子的门拍开,要饺子吃,何晶讲无数荤段子,睡眼惺松的店主蹲在火边,也跟着笑,满怀的火光。
  或者是,沉的夜,下着潇潇的雨,几个人买了烟花,在街上行人里放,在夜雨中炸开的烟火与脆响,让人明白此情可待成追忆——于是更加放肆。
  一切都在节目里说给人家听,年纪小,不怕肉麻。结尾说到感动处,还说“盖好被子,乖。”第二天不敢进办公室,还是没躲过去那些人的爆笑。
  我实在爱长沙这个城市,爱它无常的天气,毒辣的太阳,入骨的湿冷,连月暧昧不明的天色……爱它无辣不欢的饮食,嘈杂市侩的男女。
  梦里不知身是客。
  只有一年一次回家时,在荒芜的北方大地上行走,在春天的泥土里留下的脚印,在刚刚剥开的绿色豆荚或用手搓开的碎金一样的玉米粒中闻到的气味,提醒我的来处。
  一家人靠在沙发上说说家常,妹妹的身高已略略超过我,我对她的了解止于幼时记忆,我们仍偶尔吵嘴,和睦时便一起在镜前试用各色胭脂水粉。在小青家,高蓉让我将手放在她腹上感觉胎儿的心跳,我们一直交握着手。等到收到她寄来照片时,小妞妞已半岁,可爱之极,如同天使,淡蓝眼眸,嫩红嘴唇,长大一定美丽到让人心碎。我盯视这凭空而来的婴儿,不明白我的少女时代去往了哪里。
  难以左右的世事还多,乐乐去《快乐大本营》,星宝去经视。洪亮去武汉,办公室一时萧条。那时范波还在,每日被功名心煎熬,装病去做生意或是准备考研,偶尔打电话来探风声,遇到是我接,他就长叹一声“噫,柴宝你说得对,真是朝如青丝暮成雪。”我记得清楚,4月5号做夜色温柔,主题是“依靠”,写开场白时几次心酸怅惘,“从来到这异地城市起,我便铁了心依靠自己,我们都对生活认真,知道什么是同事,什么是朋友。但在这时刻,我恨不能忘情下泪……”任贤齐唱出“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我心酸眼热。
  背景音乐,是刘星的《一意孤行》,直到它被到处放滥了也在用。那支曲子叫《闲云野鹤》,原应无比舒展,却是苍凉的,伴我两年时光,封面那身影在林莽雪原中独行,是自由,也是孤单。
  靠得住的凭据,只是这一只话筒与“人间世”中灯火簇亮的一瞬。
  说到底,人跟人,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寂寞的人。日子长了,听节目的人都在信里说“把你当另一个自己。”下了节目十二点,外面是大月亮或是鹅毛大雪,时不时会有三两个人等我,在离开这座城市前来道别,陪我走一段,挥一下手说再见。在异地也写信来。不说什么,只在信末要我为他放一首歌“如果想要得到一点温柔都是奢求,是不是所有的脸孔都该停止笑容。”或是在香港,北京,天津……深夜的街头,打来电话说心事,这么大的世界,能信任的只是一只小小无线电里的声音。我在电话彼端,不知心酸还是安慰。
  推不过时也去大学和听众见面。几次都是人太多,桌椅也挤坏掉。我被押送到学校保卫科,人群久久不去,齐声大叫“柴静”,真戏剧化。我不能理解,只觉尴尬。
  有更营造气氛的地方,大家点了蜡烛,齐唱“让我拥抱你入梦”,令台上的我难为情。但很多人听节目是为这首歌,我明白。
  也有感动时,偶然说喜欢简单的黄菊。过一会一个男生走上来,递给我一支,什么也不说。花瓣与头发上俱是细碎的雨珠。
  回去把收到的花散一地,用水晶瓶,大肚陶,重新插好,丢一粒维C在水里,要开很久才衰。
  花香令人恍惚。真切的,只是床头微红的灯,厚软的被枕,几本书,和绝对无人打扰的安静。含一颗梅子,微酸的核鼓在腮帮子里数小时。
  一刹那觉得,就这样停留下来吧。在这如同流沙幻影的世界上,夜深如海时,为了那些悲欢翻卷的心,让我来守着这一点点恒定不变的东西吧。
  然而梦里仍是十四五岁,站在不停休的大雨面前,看玻璃窗上水痕斑驳,我看不清她的脸,不明白她在凝视的是什么。
  梦真重,象沾满了那些年的雨滴。
  98年,发给我的名片上写着综艺部副主任。节目有了稳定的广告,报纸上有了自己的专栏。常常有电视台的邀请。
  决定去读书,不为什么,直觉应如此,其他理由都是遁辞。同事中只有宋扬知道并为我谋划。惶惑时便问他对不对,他一叠声说“对对对,发迹后别忘提携我先。”临走前同事们终于知道了,情绪热烈。“北京的男性环境比湖南好。”女生说。
  “没关系,你走了我来作夜色温柔,”杨景笑咪咪。
  看,都毫无离愁。
  宋扬学着我节目里的腔调怪叫“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笑骂他。
  这人从不听我节目,只有临走前某晚他拿薛岳演唱会的录音带要我在节目里放,他为我倒好带子,放给我听“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我看到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悲哀神色。
  当晚的最后一个电话是个平常的湘潭女孩打来的,她说她知道她生了病,瞒着父母去医院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没查出什么——可是也许是比想象更严重的病。她不想知道。打算明年七月高考结束后再面对真相。“到时候总算有你在。”她说了一句平常的话,可就是这句话让我在节目里掉了眼泪——没有明年的七月了,没有这样亲如骨肉的信赖了。我紧闭着双眼不肯面对的,它就要来到了。而时辰一旦逝去,一切永不再来。
  下了节目,隔壁经济台的阿袁等我,她沉默地走在我身边,她懂得。我狼狈地走在夜里,流着眼泪,不知向哪里呼喊,呼喊在子夜时的我自己饱满的心灵,呼喊微雨中青湿的马路,呼喊清晨盈耳的鸟叫和干净的清水,呼喊被爱着的我自己。
  长沙,长沙,我曾沉溺于这个城市,我听过这个城市不休的嘈杂,连绵不绝的哀伤和大地沉沉的鼻息。在这里,我贪婪吸取那青绿山水之间的润泽,贪婪地吸取属于一个年轻女人的美和爱,永无魇足。
  很久之后我从小燕那里知道,星宝在那一晚给她打电话。哭泣良久。
  她看了看我的表情,说“你一直不知道很多同事听你的节目吗?”最后一次节目时,悲伤已经过去了。我只记得热线中,那人不惊诧,不挽留,只说:从此后只能从酒精中获得安慰。
  两年后在北京遇见蔡琴,告诉她我曾是她的听众,后来也做一名主持人,再后来,离开时,播放的是她的《渡口》“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知道思念从此生根,华年就此停顿。”我的心如铮铮琴弦拨动。
  火车开动时,手覆在玻璃窗上向外看,这里的小湖……绿……荷花……云,真让人缱绻。我曾妒羡那些筑居于侧的人,一辈子,就这样悠悠地过去了,小城中,小小的悲欢呀。
  没有忽然而来的清风,没有高而蓝的天,秋天就这样在缠绵的雨里开始。我辞职去往北京——带着北京广播学院的通知书,刚够用的金钱,面目不清的未来和22岁的年纪。
  (五)
  北京秋天,阳光很好,天蓝,风大。走到阴影里的时候象被水浸了一下。
  在报到的地方我和一个叫琛子的女孩排在一起。她也是湖南人。我们考分一样,分在一间。都穿黑衣白裤。只是她的头发是亚麻色。
  一起寻到那间叫634的小房子,上下铺的小铁床,一张老褐色的木桌。一个穿牛仔裙,极短发的女生抬起头,浓眉重睫,笑容狡黠“我已经拖了六遍地了。”她是株洲电台的主持人张宇。也做夜话节目。
  人生奇诡,处处与旧日生活撞在一起。
  加上山东的小美,林林,五个年青女人陆续住齐,安顿好行李躺在床上,人手一本日记伏在膝盖上写。咦,到这个城市来的人,心事都这样重吗?
  我背靠松软的枕头,插住耳塞,齐豫唱“迷人的是忠诚还是背叛。幸福是自由还是牵绊?”我想想,写下答案“迷惑极了”。
  远远地,远远,是鲍家街43号在《晚安北京》里唱的“国产压路机的声响”,不绝如缕。
  第二日起五人连袂坐在教室第一排,吃东西,喝茶,看片子,听张宇接老师的下荏。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起初有认识不认识的听众来找,我裹着棉袍,无可无不可地听着。
  都会过去的,看孟京辉的话剧里说“风一样聚拢又云一样跑开,雪一样凝固又水一样流去。”震荡久久不能平复。
  拎着小红桶去洗澡的路上,天地象水洗过一样的清澈明净,风潜入赤着的脚踝。粗糙的石子路,溅开着的淡黄雏菊,处处使时光倒流。彼时我是无名少年,充满不可解的怅惘。而今时今日……今时今日,唉。气候的干燥使脸部和头发变得粗糙。每天11点就寝,7点起床,使人视吃饭为较有刺激的事。人变得懒于思考,勤于长胖。我随身行李中只带一本《红楼梦》,睡前翻几页。从不看后四十回。也不全是高鹗的原因。前半部的书里有一种气氛,是我贪恋的,象烂漫喜笑的童年。
  偶尔熬通宵,五个人喝杜松子酒,吃闲食,打牌,最后只是聊天,爱,性,少年岁月……林林总总的真心话。我们精神饱满至凌晨,喝完豆浆上课去,个个青面獠牙似奇异鬼魅。
  我们在宿舍齐声念西蒙波娃的句子“我厌倦了贞洁又郁闷的日子,又没有勇气过堕落的生活。”没有自己的房间,电视,热水,炉火,没有关系亲密的人,只有女人几名互勉。
  但星宝给我信里写“女人和女人,越亲密,越觉悲凉,然而与男人呢——大多象偎着微温的小火取暖”。我回信里要她重新留起及腰的长卷发,在春天里露出白杨树干一样笔直的腿,“象一面旗帜一样在风里走。”龙一的E-MAIL里说“如果不是因为情欲或是极想要孩子,我不觉得有男人的必要。”我叹口气,复信给她,要她离开乏味的新加坡,去一个有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蓝眼黑发”的热烈情人的国度。
  诸人都以为灵魂是唯一的财富,储蓄等待升值。
  但进入一个陌生城市的女人,遇到的,不过是男人们用狎昵的口气说“你挺漂亮的,不愁出路。”这句话,这让人有微微的厌恶与悲哀。明白一个女人凭借灵魂而被爱,只有在广播中才有可能。
  电台里正放王菲的老歌《誓言》“如果你能给我一个真诚的绝对,无所谓,我什么都无所谓”,那是多久前的誓言?此时满世界正炒作她是如何被背叛的。爱情是女人的信仰,只是教主太脆弱。
  “那么,”琛子问我,“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什么不是。
  我低头翻过一页书。
  陈丹燕正写到在慕尼黑冬夜街头看到郁金香开放,她伸出手触摸花瓣,“是真的。”她轻声对自己说,快要哭出来了。
  我在日记里记下这一刹那,“对于美和爱情,我一再被表象和幻觉所蒙蔽,没有触摸到它的根须,双目所见,双耳所闻,都不能让我信任。我要在巨大的黑暗中,靠我的双手最敏感的指尖触摸它,哪怕是在生命的尽头。”夜夜记完日记,听大佑的情歌入眠,在起伏升落的怅惘中沉沉睡去。最爱那首《思念》“萧瑟的风雨中,你走在我身旁,陪我穿过那深深黑夜微微的光,”呵,在黝黑深邃的空间里,这歌苍茫温柔,致人于死地。
  到下半年,大家渐渐有社交活动,周末只有我和小美在。
  我们夜夜看小说到凌晨。睡前拿三大瓶热水泡脚。
  “是人生最大享受,嘎?”
  她点头。
  “也没有人说,来,带你出去玩。”我迷迷糊糊睡着前,听到她惆怅地自言自语。
  第二天寒雨扰人,去吃了一碗热面暖身子,想起沈从文站在北京暮色中的城楼上,“觉得生命着实的孤单”。
  这虚无之城。
  我愿有信仰,凭借狂热的祁祷与纯洁的献身精神得到依托。这样在人世中我不必毫无依恃。在最哀恸时可以匍匐于神足下,可以将我与最爱的人们的幸福托付给宗教,我们将得到庇护。
  我仍如年幼时夜夜向不知名的神发问:“有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有这样神奇的魔力,使世界从毫无意义的桎梏中解赦出来?”无人回答。
  只得喃喃念诵普希金的诗句“在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请将高傲的忍耐置于心中。”课堂上放平克弗洛依德的录影带,那阴郁的《迷墙》,狂热的,几乎是患病的人才会有的敏感和绝望,令听的人灵魂战栗如一颗水珠。
  下了课,暧气片附近都站满人,挤挤挨挨地取暧,照例谁也不看谁,也不说话。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在下午的天光里看李氏姐妹的《沉雪》,看到在冰冷的北大荒的寒夜里,舒迪为孙小婴抚摸脊背,那细致的温存“战胜了空虚,孤独和疼痛”,我合上书,站起身。暗蓝的暮色象海水一样淹没了道路,我茫然四顾,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处何方。
  梦中看到幼时的我,一点点大,站在墙角看别人作游戏,我慢慢蹲下身,向她伸出手,她含着姆指,大眼望住我,却只是笑。
  第二天我在去上课的路上,停下脚想了想,转了个弯子去车站,买了最快的一趟回家的票。
  少年时的荒草与旧楼已消失殆尽。倒是幼时的故居,处处荒烟锁闭。满屋的陈年旧事和被光照亮的尘土。
  (六)
  奶奶已90岁,我年复一年看着她衰老,弱下去。最可怕的是,我了解她,我明白她内心的孤独和无依无靠。临行前她站在台阶上,拉着我的手,看着我说;“去吧,我不会死的”。
  她知道我爱她,也许,她为了我,才活着。
  妈说幼年事“你从小不和人家说话,只要我抱。一家人中最担心是你,不知道你现在这样独立。”她看着我,有微微的喜悦。
  送行的月台上,父母,高蓉一家,还有勇旦,我们在暮色中开怀大笑。父母,老朋友,旧地,多年后仍温柔的情怀,令我化解郁结心事。
  火车上,在摇摇欲坠的上铺,明白活着的意义——将来,一座房子,容得下一家人,老老幼幼,围坐吃饭。就是为了这个,努力地活着,好好地活着。
  回到北京,第一场雪已经下来了。
  坐在床上,膝头盖着薄褥,暧气烧得正好,看了一会小说,雪还在下,就在咫尺之外,心里安静。《英国病人》的语言,象暗蓝的傍晚投下的巨大影子。
  雪停了,有碎钻一样的星,我仰起头,海子说“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就那样夜以继日地在一张床上坐下去,伏身简陋桌上,在窄小房间内读或写,除此之外无娱乐。天光在右边窗口亮了又暗,呵,重归少女时代。
  北京,北京,身处此城,思想上日新月异的跳跃几乎令人痛苦。跻身于这方寸之地,精神上紧紧跟随这时代最先锋有力的层面。一时觉得可望项背,一时又觉得分外遥远。这挑战可化解一切人生寂寥。
  我买了厚厚的毛裤,买了厚厚的粗昵外套,买了鲜亮的新口红。天非常蓝,爬山虎枯藤的顶端有鲜红的叶子。穿方头大耳的鞋子,走在风里头,什么也不怕。
  想长沙,就去小厅买一大钵腊味煲仔,埋头十分专心致志地吃,如入无人之境。
  夜了,两只胖枕头便是我的亲爱,松软温柔。悲观的时候抱住它们说“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开始努力做事,起初在《三联生活周刊》,呆了不久,唯一的收获是认识新朋友,学校里的两个男生。
  刘海象穿着一件叫做灵魂的衣服,王宝民却是内心隐隐有惊雷的。任何我想知道的东西都去问他们,可以予求予取。
  他们两个什么都作,广播节目,录影带,剧本,影评,还有诗。
  我和琛子听过王宝民朗诵“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沉郁顿挫,如见海子当年坐于雨水之上的荒城。听完我们两颊发麻。
  向他们借一切难买到的电影看,全体女生裹着被子看《愈堕落愈快乐》,影片结局,苍蓝浓紫的曙色里,黄耀明翻唱王菲的《暗涌》“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愈美丽的东西我愈不敢碰。历史在重演,这么烦嚣城中,没理由相恋可能没有暗涌……”呀,这么美而哀伤的歌,剧中主角却是同性恋。不过不影响一帮女人唏嘘不已。情爱不仁,无论男女,男男,女女,都为刍狗。
  她们爱情不得意,于是大家一起谋杀时间,从图书馆借各色书来,讨论到深夜。一起写稿,有人抽烟,有人听音乐。我是一杯接一杯用玻璃杯喝滚热的菊花茶。
  几个人都下巴尖尖。
  在那个春天里,我的心有时候飞得很高,有时候飘忽地坠落下来,无声地飘来荡去。天气渐渐暖了,路边一树浅红的花,每次我经过都停下脚看看,好象花可以在注视下开放。柳枝绿了,我和琛子在吃饭时想起王宝民的诗里“春天流了一地”,哈哈大笑。
  现在我们天天流连学校的小茶室,两杯红茶,和新烘的蛋糕香。可以坐一晚,借看亦舒的小说。她的小说女主角永远有精致面孔与传奇际遇,最难忘其中之一在黑暗之中,被人温柔地低声询问:
  “你的灵魂呢?”
  大多数女人等这句话等一生。
  在那里我看到她的旧作,叫《心扉的信》。想起曾在节目中给一个叫做小北的女孩子说起这本书,她后来复我一张卡片,“心扉写信给自己鼓励自己前行。我懂得,我会。”忽然记起的这句话,竟让我手指微微战抖,它提醒了我过去掺杂在黯败的生活场景中的某些午夜,我几乎就忘记了那三年从未懈怠的周末之夜——雪亮的灯管下,我坐在靠窗的桌边,节目就要开始了,我急急地写开场白。散乱的厚厚的信,唱片,卡片。墙上签着电话号码的小油画,内心紧张又满足。
  ……那个重苛缠身的女子,如果我写了寥寥数语给她,可以给她安慰的对吗?那个在贫穷的山镇教书的年青女孩,那对一起听我节目的夫妻,那个侧着身子听邻床收音机里微弱声音的男生,那个被洪水围困,不能再读书的少年,那个失去父亲的小女孩……我可以给他们了解和慰藉的对吗?我原本是可以的。
  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呢?我从来没有认真地认为自己对他人来说是重要的?为什么我沉溺于一已悲喜,疏于与世界交接,且,耻于言爱?
  今天的他们已四散在人世的各个角落,带着不可解的孤独与风雨中沉默的脸。
  只剩下我,如同Eddi reader,面对午夜巨大的月,巨大的星,喃喃自语“你曾得到它吗?你能得到它吗?”电光石火间,我骤然明白,那个梦中十四五岁,在瓢泼大雨中独立的我,凝望着自己的未来,喃喃自语地,是对幸福的彻底追问。她不愿肌肉和心灵萎顿,深深陷入生活的栅栏之中。
  来到北京的唯一意义是不必再用犬儒主义的态度认同平庸的市井生活,尽管我曾经真诚地喜爱过它。那时我陶醉于新发现的世俗生活的乐趣,而在我还没有准确地意识到总有一天我会彻底厌倦毫无新意,毫无思索冲动的日子之前,直觉已帮助我作出正确选择,我开始与家人通信,才知道妹妹出了问题,其实,问题,也不过就是她与父母意志的冲突罢了。她的问题并不比我身边的很多人严重。她仍如幼时烈性,只是换一种方式,沉默。
  我自责很久,很久。
  明白自己这许多年来沉溺在自我的世界里,所错失的一切。
  只希望来得及。
  在图书馆里翻到的旧杂志上看到16岁的妓女阿V的照片,象目光一下一下打在身上。拿给其他人看,都受震动。写篇评论给那本叫《光与影》的杂志,从来没写过那么快的文章,叫《生命本身并无羞耻》。拍那照片的人叫赵铁林。
  于是开始做他们的记者。和老赵去拍孤独症孩子,有名蔡姓小女孩令我怵然心惊。她稔熟地偎在我怀里,跟我玩。可是我凝视她双眼,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什么也没有,只冷冷地折射出我微小的倒影。我不禁一怔,心底寒一下。
  后来我在做湖南卫视的主持人时,有一期节目做残疾人,和创办孤独症救治中心的田惠平,她儿子亦是患者之一。问起她起初的心情,她说“他从不会叫妈妈,从不会对你笑,那种绝望……我摇着孩子,对他说妈妈是活的,妈妈是活的呀。”“这些年过去了,现在……每次看到孩子看到天空笑,都会想只要他快乐就好了。”她的声音温柔:“每个母亲的心情呀……”我把她的话记在给父母的信里,为妹妹游说。再想一想,夹在日记本里。
  妈妈是知道的,这么多年,她一直知道。看看我,便明白。我曾也是那个患孤独症的孩子,眼里只有自己小世界里的倒影。这么多年。
  我把妹妹接到北京。送她去学校之后,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跌坐。忽然间明白父母这些年来的心情。
  (七)
  23岁生日那天,认识苏。
  初认识他,大伙一起唱歌,他点《在水一方》给我唱,说是他初恋的歌。我笑他“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不过现在有念旧之情的男人是不多见了。
  他倒是有那个绿草苍苍的年代的遗风,穿白衬衫,牛仔裤,头发短而干净。
  苏约我再见面时,时隔五个月。他说服我接受他,“我们可以一起看书,看电影,听音乐,开车去看夕阳。”我看看他,他补充“会爱你家人,如同对待我的父母。”长城的烽火台上,山风挟裹着草木清香劈面而来,少年时看席慕蓉“浮云白日,山岳庄严温柔”,就是这样立在群山之中的某个下午的心情吧。
  我的工作渐趋流利,兼多份差,亦有余暇享受大把的私人时间。
  似锦繁华的日子,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最后一天,照完毕业照,时间还早,我在绿荫深处的长椅上坐下去,看金光闪烁的阳光里好看的男女走来走去,草地是清脆的绿,挂满水珠。去年5月的我,象每一个走过的人,脚步匆匆,目光灼灼。
  今时今地,终于可以伸展双腿,在深绿色长椅上懒洋洋地靠着,不看书,不听音乐,不思想,不挂虑任何事情。就是这样,一点点美,一点点清新的空气,一点点令人叹息的宁静。
  七月的下午,他读泰弋尔的诗给我听“如今是时候了,该静悄悄地同你面对面地坐在这寂静的和横溢欲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窗外云一朵一朵地流过。
  他转身去拿大学时的吉它。“唱我以前喜欢的歌给你听。”猝不及防地,我转身去抽屉拿东西时,他在背后轻捻弦索低声哼《用我一辈子去忘记》的调子,我怔在那里,胸口如被重击,几乎无法呼吸。脑子里都是滔滔的流年,就是这首歌,怎么会在这里,隔了这么多年,换成温柔的无词的调子,跟我乍然相逢?
  我就站在那里,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