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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幸福来敲门


文/谢慧敏

英国思想家罗素一度绝望:“我几乎要得出结论,幸福在现代世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罗素不是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几乎可以说是乐观。虽然他在5岁时就恐惧无聊的人生,青年时想要自杀。但是到了晚年,他可以说是又热爱生命了。
然而,罗素不认为幸福就唾手可得:幸福是要努力去追求的。

人生和幸福,这个重大的哲学命题,不独摆在哲学家们面前,它是爬在每个人心头的小虫子,这虫子经常搅动得人们不得安宁。我上初中的女儿甩着书本叫:我为什么要读书,我为什么要活着。我年届七十的农妇姨妈说:人生是空的。碰触这个问题时,常人都不是常人,都是哲人了。

我还认为,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哲人不见得就比常人高明。胡适说,人生无意义。我姨妈的说法并不比他逊色。然而,哲人之所以为哲人,他们不像常人,常人理不出头绪时,通常把问题甩到一边,随即又埋头于庸碌的生活,哲人则紧紧揪住它不放,从生命形态、人性善恶、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锲而不舍地展开追问,因而他们的观点更为系统更为明彻也更为坚定。有意思的是,我最近关注的几位哲人,不管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不管是积极入世者,还是消极避世者,在这个问题上,无一例外的不乐观:人生无意义,幸福难以企及。

幸福是天上眨着眼情的星星,看似亲切实则遥远。然而,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天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名逐利无非都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哲人更不因为艰辛就放弃追逐。他们进行探索,就像建筑师或是工匠,搭高楼、造飞船,试图摘下那颗叫“幸福”的星星。在这里,我摘录三位思想家的名言,分别来自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罗素的《论幸福人生》和胡适的《人生的意义》,供大家参考。 

 

叔本华

1.生活就像钟摆,在两端之间或激烈或温和地来回摇摆——要么痛苦,要么无聊,反正总有一项是逃不掉的。

2.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塑造并观察世界,世界由此为不同的人而呈现不同的样子——可能对这个人来说,世界是空洞的乏味流于琐碎的;而对另一个人而言,它却极有可能是丰富有趣充满意义的。

3.即使在无限相似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4.最高级最丰富且最持久的乐趣来源于思想,思想力量的强弱决定了乐趣大小。人生的幸福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的个性。

5.如果我们真的内心富足,就不会过于期待改变命运。

6.对于一个本身就很无趣的人来说,任何消遣,无论是社会聚会、还是看戏出游,都无法驱逐新鲜过后的无聊感。而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的人就连在独处时,都能在他自己的思想和想象中自得其乐。

7.在满足我们的日常所需之外,财富对人生幸福的影响相当之小,甚至可以说会打扰到幸福——为了守护财产,不可避免地耗费我们许多精力,让我们不得安宁。

8.一个人内在拥有的东西是决定他幸福的关键。身外之物对幸福的影响太微弱,大多数无须为生计发愁的人们由于内在贫乏,跟那些生活在底层为生计奔波劳碌的人们一样不觉得幸福。

9.事物对于我们而言所具的意义,让我们感到幸福或者不幸,不是由它们的具体面貌决定,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们。

10.匮乏的环境和贫穷会导致痛苦,而一个人衣食无忧,那么他就会无聊。因此,当下层人们迫于生计而疲于奔命时,换句话说,为摆脱痛苦而挣扎,上层阶级的人们则和无聊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且时常陷入绝望的鏖战。

11.内心空虚的人为了寻求刺激,不断用各种无谓的东西充满大脑和心灵,单调又乏味。为了打发时间,他们可谓饥不择食毫不挑剔,追求五花八门的社交、消遣和享乐,结果自然都以痛苦告终。

12.精神越丰富,就越不会感觉到无聊,有活力的思想才是永远不会枯竭。

13.人,要么孤独,要么庸俗。

14.倘若他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甚至会选择离群索居。因为一个人自身拥有越多,想从他人身上获取的东西就越少。他人对他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具有高度智力的人通常是孤僻的。

15.一个人对于他人交往的热衷,和他的智力水平成反比,越是智力平庸且比较粗俗的人,或是喜欢社交——要么孤独,要么庸俗。

16.世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拥有丰富的个性,尤其是拥有良好的智力禀赋——尽管这可能不会带来最光明的前途,但一定是最幸福的命运。

17.对于天才来说,不被外界打扰地忙于自己的思想和作品,这样的需求十分迫切。他们乐于独处,闲暇是求之不得的恩赐,其它一切都是多余的,甚至是负担。

18.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智力平平,思想狭隘,这样的就是“庸人”。庸人没有智力的乐趣。庸人的唯一乐趣就是感官的乐趣。

19.如果运气好,出身富豪,无须自己打拼,这样的人将不可避免地感到无聊,而为了摆脱无聊,只好依靠各种补救方法,比如打球、看戏、聚会、玩牌、沉迷女色、饮酒、旅行等等。但所有这些不足以保证不无聊,因为没有真正的精神需求,就不可能快乐。

20.人们很会就会厌倦不被打扰的闲暇。如果没有虚假的目标来促使其忙碌,这闲暇就会变成负担,只好用各种各样的玩乐消遣或爱好来打发时间,到最后闲暇甚至反倒变成痛苦。

21.财富犹如海水,喝得越多越口渴。名望也是这样。

22.我们之所以感到焦虑。就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那可怜的自尊心太脆弱太敏感。

23.我们的行为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重要,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关系不大,再大的痛苦都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的幸福一去不复返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渐渐消失,以至于后来人们都很难回忆当时的困难那么巨大。

 

罗素

 

1.把工作视为美德的信条在现代世界酿成大量危害,通向幸福与繁荣之路在于有计划的缩减工作。

2.工作应该被看做是幸福的源泉,还是不幸的源泉,尚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确实有许多工作是非常单调沉闷的。工作太重也总是令人太痛苦。然而,在我看来,假使工作在数量上不多的话,即使单调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比无所事事的要好。

3.一个人无须决定什么,工作便可以让他消磨掉一天的好多时间。有许多人,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时,自然想不出什么快乐的事值得一做。另外,选择本人是很烦人的。除了特别富于创造性的人以外,很多人都喜欢别人告诉他一天中的每个小时应该做什么,只要这命令不会太令人不快。

4.工作首先是作为一种解除烦闷的手段而被人称道。一个人在从事必要的、但不怎么有趣的工作时,也会感到烦闷,但是这种烦闷比他整天无所事事所感到的烦闷而说,就不值得一提。

5.除此之外,工作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使节假日格外充实愉快。

6.大多数有报酬的工作和部分无报酬的工作所具有的第二个好处是:它给人获取成功和展露雄心的机会。

7.大多数人并不富裕,许多人生性并不随和,或有着不安的情绪,使他们不能忍受宁静而又有节律的枯燥生活。而健康的福气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婚姻更不是幸福之源。基于这种种原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幸福必须是一种追求,而不是上帝的恩赐。

8.巨富和赤贫都不能带来幸福。

9.终生并拼命敛财并非真正是每个人的目标。

10.个性是极其重要的。

11.明智地利用空暇时间是文明与教育的成果。一个人一辈子习惯于长时间劳作,一旦空下来,空会深感厌烦。但一个人如没有充分闲暇,就和许多美好的事物无缘。

12.努力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世界已不需要奴隶制度。

13.舆论恐惧症,像其他形式的恐惧一样,是压抑性的,并对人的成长造成妨碍。如果这种恐惧感很强烈的话,就很难取得任何伟大成就,并且根本不可能获得那种构成真正的幸福的精神自由。因为幸福的本质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出于自己心底的冲动,而不是出于偶然性的兴致以及那些偶然成为我们的邻居、甚至于亲友的愿望。

14.青春期,对于那些有特殊才华的青年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幸的时期。

15.除非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在总体上被与他们有社会关系的人,尤其是那些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所接受,否则就很少有人会生活得幸福。这是现代社会的特色之一。

16.愈文明的人,似乎愈不能和一个伴侣有永久的幸福。

17.使人不幸福的最主要原因,除了忧虑之外,下一个也许就是忌妒了。忌妒,可以说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一种情感。

18.在人性的所有通常特性中,忌妒是一种最不幸的情绪,不仅忌妒者希望希望别人不幸,只要不受惩罚,他就会付诸行动。

19.忌妒是与竞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对自己认为毫无希望达到幸福是不会忌妒的。在那社会等级森严的时代,最下等的阶层是不会忌妒上等阶层的,因为贫富之间的界限是被认为是由上帝指定的。乞丐不会忌妒百万富翁,他们只会忌妒那些比自己更为成功的乞丐。

20.幸福的秘在于:使你的兴趣尽量广泛,使你对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人和物尽量友善。

21.幸福最普遍、最显著的标志即热情。

22.在乐趣方面,爱好读书的人远胜于讨厌书本的人,因为比起欣赏足球赛、读书带来的愉乐机会要多得多。

23.缺乏热情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感到自己不被人爱,相反,觉得自己被人爱的感觉比任何东西都能提高人的热情。

24.成功只能是幸福的构成因素之一,如果不惜以牺牲所有其他一切因素得到它,那么这个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

25.从情感的内容这一方面来说,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快乐,与我的花匠体验到的快乐并无不同,教育造成的差异仅仅是快乐的形式不同而已。

26.一个人的兴趣越广泛,他拥有的快乐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之神操纵的可能性越小,因为即使失去了某一兴趣,他脸然可以转向另一种。

 

胡适

 

1.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空想,不如试着做点有意义的事。

2.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上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和生一只猫、一条狗有什么区别?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于自己怎样生活。

3.人生固然不过是一个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岂可糊糊涂涂过这几十年的努力。

4.就算它是做梦吧,也要做一个热闹的、轰轰烈烈的好梦,既然辛辛苦苦地上台,就要好好地唱个好戏,唱个像样子的戏,而不是跑龙套。

5.富兰克林说:“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时间不值钱,生命自然不值钱。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便是“时间不值钱。”中国人吃了饭没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扑克”。有些人走上茶馆,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

6.现在一般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思想差不多是社会的奢侈品。

7.人性是静的,永恒不变的,时代是动的、绵延变化的,这是动和静的关系,这就是变与不变的反应,决定了一切人们的全部人生。

8.宇宙没有绝对的真理,人生没有客观的意义,一切的一切,只有像树,不得不被风吹,只是像物件,不得不被阳光照耀。

9.有人说:意义有两种来源,一种从积累得来,是愚人取得意义的方法;一种是由直觉得来,是大智取得意义的方法。积累的方法,只有走笨路;用直觉的方法就是走捷径。据我来看,欲求意义唯一的方法,就是走笨路,就是日积月累地去做刻苦的工夫,直觉不过是熟能生巧的结果,所以直觉是积累到最后的境界。

10.人生的意味,全靠你自己的工作。你要它圆就圆,方就方,是有意味;因为真理无穷,趣味无穷,进步快活无穷。

 

Source Article from http://www.zreading.cn/archives/6056.html

德鲁克:怀恩师

我见识过许多一流老师的教学风采,也见过几个相当伟大的老师。然而,在教过我的老师当中,我认为一流的只有两位,也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她们不仅称职,更是杰出的教师。然而,她们还是没有教会我该学的东西。

埃尔莎小姐是校长,也是我们的导师,每星期有6天,一天4小时都有她的课。我们星期六还是要上课,只是可以比平常早放学而已。9月,学年开始时,埃尔莎小姐告诉我们,一连两三个星期都要进行测验和考试,看看我们学习的成效如何。听来虽然可怕,其实挺有趣的——她要我们为自己评分,并和同学相互打分数。考了三个星期后,她和我们个别会谈。

“来,坐在老师旁边。告诉老师,你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表现得比较好?”

于是,我告诉她。

“现在,再说说你表现得不好的地方吧。”

听了我的回答后,她说:“是的,你的阅读能力不错。事实上,像你这样的书虫不必在阅读上下工夫了。我也不准备帮你安排阅读方面的作业,只要继续读你想读的东西就可以了。只是,彼得,你要注意,阅读光线要充足,不要让眼睛太劳累。有时,你认为老师没看到,就把书放在桌子下,偷偷地读。这样不好,书本要放在桌上读。我要把你的座位调到大窗子旁,这样光线就不至于太暗。你的拼字不错,因此不必再加强练习了。记住,遇到生字时,一定要查字典,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乱猜。还有哟,”她又加上一句,“你还有一个长处没说到,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摇摇头。

“你的作文写得不错。不过,还要多练习。不是吗?”我点点头。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拟定目标了。每个星期,你必须交两篇作文,一篇自由命题,另一篇由老师决定。此外,”她继续说,“你低估了自己的算术能力了。你的算术好极了,因此老师决定,在这个学年中,你应该学会中年级所有的算术课程,也就是分数、百分比和对数。你会喜欢对数的,对数实在是很巧妙。然后,你就可以准备学习高年级的数学,也就是几何和代数。”

以前教我算术的老师常常骂我,因此我总以为自己的算术很糟,听了埃尔莎小姐的话,我不禁大为惊讶,因此跟她实话实说。

“当然啦,你的算术成绩不好。但是,原因不是你不会,而是太粗心,而且不检查。你犯的错误并不比别人多,但是却没注意到。所以,在这个学年,你要学会检查。为了确定你做好这一点,你必须要检查自己那一排以及前一排小朋友所做的题目。还有啊,彼得,你的字迹,不只是如你自己说的‘很差’,简直是丢脸。我班上的小朋友不可以有字写得这么难看的。字迹潦草实在很不好。你喜欢写字,不过没有人看得懂你的鬼画符。这是可以避免的,你可以学着写一手像样的字。在这个学年结束后,你的字迹就可以像这样——”她撕下两张纸,放在我面前。一篇是我写的作文,第一行虽然写得不很好,还清晰可读,第二行之后,就潦草得令人无法辨识了。另一篇跟前篇相同,一字不差,但通篇都像第一行,清清楚楚的。

埃尔莎小姐指着第二篇作文说:“这就是你这个学年努力的目标。你也可以写得像样一点,但是,不要模仿老师的笔迹哦。”我实在猜不透,她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笔迹。瞧,这就是你的风格。”

“同意吧?”我表示赞同,她继续说,“我们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这样,你和我就很清楚你要做的事。这些是你的练习簿,每个月一本,我的桌上也有一套完全相同的。你瞧,老师没有要你多阅读或做拼字练习,但是,我想你还有时间写下你读过的东西、内容摘要、你喜欢的地方、是否计划重读以及学习心得。像你读得这么多的人都该常常这么做。你也要记录每星期所写的作文,而且每周一定得写两篇。还有,这是你练习做算术的地方,有两个部分:一是测验你学过的加减乘除;另一部分是学习新的,我们先做分数。每个星期都要记载:你希望做到的,以及实际的学习情形。此外,你也得练习写字。每周写作文时,尽你最大的努力,多写一行清晰可读的字,这样的要求应该合理吧?”

“每个礼拜我们一起检查你的作业。当然啦,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问我。好好保留你的作业簿。再过一段时间,如果你要看看老师这边的本子也可以。这样做,对老师也有帮助。班上的小朋友很多,我又得管理整所学校,常常忙不过来。”

每天我们都有一个半小时的美术和工艺课,教我们的是苏菲小姐。她就坐镇在一间东西很多、五颜六色的大工作室里。没有人见过她离开这里。这个工作室,一边是美术教室,有画架、蜡笔、画笔、水彩、陶土,还有一些准备切割、用树脂黏合的色纸,以供手指作画之用;另一边是工艺教室,有着跟我们这些孩子一般大的缝纫机(当然是用踏板的,小朋友莫不深深被这机器吸引),一长排的工具,锯子、老虎钳、钻孔机、铁钻和刨刀等一应俱全。靠工作室的第三面墙则有煮锅、平底锅、炉子,还有一个大水槽。

头三个星期苏菲小姐让我们随意活动,她在一旁,随时提供协助,但从不告诉我们怎么做才对,也不会批评我们。

之后,她对我说:“你好像对绘画或捏陶都没兴趣,是不是?”

“我实在不行。”

“你不是不行。到学年结束前,你应该学会用一点简单的工具。嗯,做个挤牛奶的小凳子给妈妈用,怎么样呀?”

听了这话,我有点惊恐,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我们家没有母牛。妈妈要这种挤牛奶的凳子做什么?”

“但是,这是你唯一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呀。”

这么说也有道理,不过我还是怀疑自己是否真做得到。

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是姊妹。她们家的老二,克拉拉,也在本校教五年级,也就是奥地利小学的最高年级。这三个中年未嫁的老处女可说是截然不同。克拉拉身材魁梧,像是普鲁士精锐部队的士兵——肩膀宽阔、瘦骨嶙峋,且比大多数的男人还要高。埃尔莎只有中等高度、胖胖的,而且不修边幅。苏菲则娇小玲珑,连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都比她高了。埃尔莎是三姊妹中的老幺,比克拉拉小3岁左右,比大姐苏菲小6岁。我四年级受教于埃尔莎小姐时,她已40多岁。这所学校比起施瓦兹瓦尔德开办的小学和男女兼收的学校要早12年,校长一直由埃尔莎小姐担任。她看来就像个一本正经的老处女教师,十分可笑,身上总穿一种像是丧服的斜纹黑丝洋装——希望这种布料现在已经绝迹了。她全身上下都是黑的,只有颈部和手腕是白的,看起来就像一只大甲虫。她的裙子前面鼓鼓的,臀部的部分却异常得紧,倾身向前,就会发出可怕的声音,好像要裂开了一般。她用黑色缎带系住夹鼻眼镜,这眼镜虽没掉下来过,但总是歪歪的,只有脚下那双有着扣子、款式新颖的鞋子还算“合宜”。

但是,她还是展现了十足的权威。她可以一边写黑板,连头都不回,一边轻声地说:“彼得·德鲁克,放手!不要抓丽比的头发。”或是,“彼得·德鲁克!是谁允许你随便走动的?马上回到座位坐好。”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辩论老师是怎么发现的。同学中分两派。理性派相信她的手中一定有面镜子,或是黑板的某个地方藏着镜子。于是,我们在黑板的上下左右不断地搜寻,几乎要把黑板拆了,还是找不到。另一派倾向于神秘主义,他们说老师一定有某种魔力,要不,在她脑袋后面,那像老鼠毛、盘绕到头顶的发辫下还有一双眼睛!

她好像从来就不曾检查过我们练习簿上自己打的成绩。但是,一旦有人作弊,练习簿上的成绩总会被更正过来,上面就是她工整流利的笔迹。如果我们继续作弊,就会被叫到前面,骂得狗血淋头。然而,老师总是私下责骂我们,没有旁人听得到。

学期一开始,她已经告诉过我,因为我的阅读和拼字本来就不错,因此她不会再称赞我这两方面的表现。她果然说到做到,顶多只是说:“很好。”或是,“比上星期进步一点了。”然而,若是我们没有改进或增强该加油的部分,特别是本来就有潜力的地方,如我的作文,她就像复仇天使般紧盯着我们。埃尔莎小姐并不是特别喜欢孩子的人,事实上她对孩童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她注重的是他们的学习。第一天上课,她就记住了5个小朋友的名字、特色,在一周内,每个学童的长处,她都了如指掌了。

我们不爱这位老师——我想,如果说爱她,对她是一种冒犯,应该说大家都崇拜她。50年后,妇女解放运动者声称上帝是女性时,我一点也不惊讶。我早就认为上帝可能是女的,就像埃尔莎小姐一样——黑丝斜纹洋装、夹鼻眼镜以及时髦的鞋子,这一切一点儿都不会让人不悦。她确实让人联想到上帝(至少这上帝知道我这可怜罪人的优点),不过不像做礼拜时牧师跟我们讲的上帝。

反之,小朋友总是围绕着苏菲小姐。她的膝上常常有着一个小男孩或小女孩。即使是急于表现大人样的五年级学生也会毫无顾忌地在她怀里放声大哭。当然,高兴得意时,他们也会跑去向苏菲小姐报告。她总是轻拍我们的头表示赞许,亲吻我们,给我们一句鼓励或恭贺的话。但是,她却从来不记任何一个小朋友的名字,即使大多数的学生已经跟她学了5年的美术和工艺(她是这两个科目唯一的任课老师)。她一律叫我们“孩子”。我想,苏菲小姐可能分不清眼前是男生,还是女生,反正她也不在意。她的主张在当时颇具革命性——男生都要会缝纫和烹饪,而女生也要学习使用工具,修理东西——因此难免面临家长的反对。例如,有一次她要每个母亲送一双有洞的袜子来学校,让我们学习缝补袜子。她解释道,这样就可以“练双手和眼睛的协调动作”。许多母亲都很生气,写信给她:“我们这种家庭怎么会有破袜子呢?”苏菲小姐则回答:“胡扯,如果家里有个正常的9岁孩子,一定会有破袜子的。”

当时的欧洲,要“好人家”的孩子动手做事可还是新鲜事。从事艺术方面的创作,如果不过分,当然还是可以。女孩子还是要学习缝纫、针线和编织,然而烹饪可就不是“好人家”出身的女孩做的事。一般女主人是不会踏入厨房的,不然有自尊心的厨师就会愤而离去。因此,每一户人家都请厨子来料理三餐。所谓“中下阶级”家庭的定义就是,家中仆人少于两个。不过,学习烹饪对年轻女子来说,虽是件好事,但要女孩,甚至男孩,动手修理什么,那就太过分了。

事实上,女人如果会修补东西,并不是坏事,只能算颇为奇特的行为,当然前提是不缺钱用,不是以此为生。因此,有人听说我的母亲会修水管或修补房顶等,并不会太吃惊,不会觉得不成体统。就男人而言,如果是真正的“嗜好”,也不足为过。法皇路易十六不就会制造、修理钟表吗?(虽然有人说他是脑筋有问题才会做这种事。)大抵绅士不是“用手的”劳力阶级。不过,倒是没有人像中国古代官吏留着长长的指甲以告众人:他们不是做工的。

但是,19世纪的欧洲也相去不远。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看到爷爷留下来的西装(他是在1899年过世的,那时母亲只有14岁),我注意到这套衣服除了背心有个表袋,没有其他口袋。奶奶解释说:“你爷爷是位绅士。20年前,绅士的后面总是跟着一个仆人,给他们提东西。绅士是不自己动手的。”

苏菲小姐要我们做工艺、劳作,这种奇怪的念头并不是她发明的。事实上,这已经有一段很长而复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的一个教学研究家,也就是幼儿园之父福禄贝尔。他的理念之一是,小学教育应包括工艺。结果,在欧洲无法推展,反倒被喜欢和体制作对的人士,如美国的震颤派(Shakers)采用。约在19世纪中叶,这些震颤派回到欧洲,在瑞典进行学校工艺运动。苏菲小姐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儿受训的。虽然她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瑞典文凭,但女孩拿刨刀、男生学针织还是颇令人侧目。

然而,更令人侧目的是苏菲小姐的外貌。娇小的她看来就像只小老鼠——有着长长的、不时翕动的红鼻子,上唇常有几根散落的硬发,加上一对小得像是两颗扣子、骨碌碌的近视眼。这样一只小老鼠,该是贝尔尼尼或是其他巴洛克时代的雕塑家创作出的吧。她浑身上下包裹着各色薄绸丝巾——淡紫、深红、天蓝,一层又一层飘舞在这间密不透气的工作室里。(这间教室总是关得紧紧的,而且异常闷热,然而埃尔莎小姐的教室,每一扇窗都大开着,天气冷时亦然。)在这个丝巾狂舞的班里,她那低沉的声音却可以盖过一百个儿童的吵闹声。

每星期有一堂课,埃尔莎小姐会和每一个学童单独会谈,讨论上星期的表现和下星期的计划,并看看学习上有无问题,症结何在。但是,在讨论问题之前,她一定会先提到我们做得好而且容易达成的部分。如果任何一个学童有问题,或是某件事想征求她的同意,随时可以去找她。她观察入微,在功课上遭遇困难的孩子,总会突然间发现埃尔莎小姐的眼睛正盯着自己。抬起头时,埃尔莎小姐已经知道问题在哪儿,说道:“你忘了跟上来了,”或是“你跳了一页,难怪不晓得课上到哪里了。”除了每周复习和计划课程之外,埃尔莎小姐都让我们自己做作业。

而苏菲小姐总是跑来跑去,不停地在小朋友的身边盘旋,而且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她是不用语言教学的,事实上她很少发出声音。她总是先观察一会儿,然后把她的小手放在我们头上,或是轻轻地抓着我们的手,让我们在使用锯子或画笔时,保持正确的姿势。或者,她先一瞥某个小朋友想要画的东西,比方说小猫吧,然后拿出图画纸和蜡笔画出纯几何图形、抽象的线条:圆圆的屁股、颈后有一凹隐处、有着特殊棱角的头部以及构成整个脸部造型的耳朵。即使是像我这样一点都没有美术细胞的,一看就知道是“猫”,然后哈哈大笑。苏菲小姐脸上也露出会意的微笑——这是她表示赞美的唯一方式,但小朋友看了无不高兴得飘飘然。

多年后,我才遇到像苏菲小姐那样伟大的老师,他就是画家纳茨(Karl Knaats)。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本宁顿学院教了两年书。在那两年当中,没有人听他说过一句话。他总是站在学生旁边咕哝着“嗯……啊……哼”,学生就会转过头来,和苏菲小姐的学生一样,露出恍然大悟的微笑,然后就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苏菲小姐和纳茨不同的是,她会讲话,我们也都听过。她的声音极为低沉,吐出的句子总是简短精确:“不要画狗。狗儿最笨了。”或是,“画猫吧。要把愚蠢的人画得好,可不容易。”当然,她的说法不一定是对的。维拉斯格(Velasquez)和戈雅就把哈布斯堡和波旁王朝的国王与西班牙皇后画得惟妙惟肖。但是,苏菲小姐说的也有几分道理,走一趟博物馆就知道了。不是有句话说:“就木工而言,最难做的部分就是抽屉,因为抽屉是用来把东西隐藏起来的。”

埃尔莎小姐是标准的苏格拉底学派,而苏菲小姐则是禅宗大师。然而,我还是没有学会她们认为我该学会的东西:我既学不成写一手好字,也仍旧不会使用工具。

苏菲小姐相信,我该可以做一张挤牛奶用的凳子给妈妈。于是,开始动手后,她帮我做了椅座,并在上面钻孔,以接上椅腿。然后,她抓着我的手,让我搞清椅腿的长度,看接上之后,是否能够站稳。她让我先用棍子练习,然后教我利用斜榫切割。我们一起量了高度后,我就按照和老师一起做的记号小心翼翼地锯。然而,最后那三条腿还是不等长——一支是标准的17英寸,另一支则是19英寸,第三支只有14英寸。我对自己说:“好吧,这下子,妈妈只好去找一只特别矮的母牛。”于是,我准备把三条腿都锯成14英寸。哎呀,锯好后,发现还是长短腿。最后锯成三支奇短无比的腿,但是,还是不等长。

苏菲小姐从未责骂或是批评过我们。她真的伤心的时候,总是坐在那个小坏蛋旁边,握着他的小手,摇摇头。她那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异常浓密,用发夹随便盘绕在头顶上。因此,她一摇头,发夹就会掉落;摇得厉害时,发夹会落到很远的地方,那时她的头发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小朋友看了,无不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地在地上打滚。最后,苏菲小姐也笑了,大家就一齐出动,在教室的各个角落帮忙找她的发夹,让她能再把那头乱发盘绕回去。始作俑者也回去做作业了,通常都会做得很好,至少会比上一次好。

但是,我就是做不来,试了两次,凳子腿依旧是长短不一,第三次再锯,做好后一量,结果各是5英寸、7英寸和9英寸,而且接面的角度皆不同。苏菲小姐却没有摇头。

她转向我,轻轻地带着哀伤的语调说:“你妈妈用哪一种笔写字呢?”

“自来水笔。”

她问道:“你确定吗?她不用钢笔尖吗?”

“是的,她讨厌钢笔尖。”

“好,你就做一支小小的鹅毛笔吧。”

多年后,这项作品还是摆在母亲的书桌上,她一次都没用过。这是我拔取火鸡尾部的毛,用铁丝系紧做成的。妈妈和我都很清楚,这已经是我所能做的极限了。苏菲小姐也这么认为。

但埃尔莎小姐就不一样了。她很清楚我的字迹没有改进后,立刻请我的父亲到学校。她从未单独和家长谈过话,一旁总有个孩子。因此,她就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说:“德鲁克先生,我有坏消息要告诉您。我知道您之所以让彼得从公立学校转到这儿就读,是因为他的字一直写不好。到现在,他的字还是没有改进,恐怕以后也不会。我建议您——现在就为他申请进入中学就读。”

这话真令人惊异。通常要四年级之后,才能开始申请参加中学考试,这样等于越级就读了,除非表现极为优异,否则难以得到这种殊荣。

父亲答道:“我不明白您说的……”

“很简单啊,”埃尔莎小姐回答,“他唯一该学会的,还是学不会。何必浪费一年的时间,就为了学好写字?何况,他再怎么学也写不好。我知道他现在进中学还太早。不过,他是11月出生的,只要是12月以前生的,都可以申请。考试的主要科目是阅读和算术,彼得的表现都在水准以上。他一定可以通过考试的。还有,”她继续说,“我要彼得直接进中学的原因是,我不想让我的姐姐克拉拉为他烦心。她的健康状况欠佳,又是杞人忧天型的。升上五年级后,导师就是克拉拉,她一样会对彼得的字束手无策。在教学方面,我比克拉拉强过两倍,连我都没有办法,更何况是她呢。彼得只有让她沮丧、给她挫折而已。”

父亲想和她争辩,但是埃尔莎小姐还是占了上风。那年秋天,我成了中学一年级里年纪最小的一个。

然而,父亲还是不肯放弃。过了几年,我的字迹非但没有进步,还越来越糟。于是,他拉着我到一家书法学校,接受密集课程的训练。老师是费尔德曼先生,学校就在老旧市区一条可怕的街上。他在一楼的展示窗里摆着学生写的样本,上书:“这是我上费尔德曼先生的书法课之前写的字。”真是和我的字迹一样惨不忍睹。旁边另有一行字,署名是同一个人,但字迹却是秀丽的斯宾塞草写体或是那写得美轮美奂的花体字:“这是我上过费尔德曼先生的书法课后写的字。”于是我在父亲和费尔德曼先生的面前也写下这么一行字:“这是我上费尔德曼先生的书法课之前写的字。”然后交学费。

我一星期有三天,放学后都必须到费尔德曼先生那儿练字,每回都坐在一张饭厅椅子上写着:“这是我上过费尔德曼先生的书法课后写的字。”等我写到一张可以让费尔德曼先生放在展示窗里,足以对照第一次报名时写的字时,课程就结束了。后来,连父亲也死心了。

自从狄更斯的时代开始,欧洲文人都不免回想起自己在中学时所遇见的虐待狂先生或暴君老师,然而在我念中学时,倒没有一个这样的师长。我在这所颇负盛名而且相当传统的中学就读的8年中,碰到的几个老师都相当平庸。在美国人的想象中,这种欧洲中学几乎是圣地。事实上,大部分老师不仅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恐怕连自己都教得无趣。

在受教于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之前的三年,我所遇见的老师也是一样乏善可陈。后来,在大学时碰见的老师也只是普普通通。除了小学四年级时的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这两位,其他堪称好老师的,是我早年工作的两位上司,一位是德国晚报的编辑主管,另一位则是伦敦商业银行界的名人,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但十分睿智。我20岁出头就开始在大学教书了,许多同事都和我的中学老师差不多——不是令人生畏就是能力不足。

或许是因为我跟着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学了一年的后遗症吧,更正确的说法该是,她们对我影响之深远,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差一点成为一个教员——有一段时间,我极需要一份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无法挑三拣四。或许,我会就此发现自己还是挺喜欢教书的,而且能够愉快胜任。然而,因为需要钱,以收入多少作为考虑,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其他工作,比如在商业银行做事,要比当教员赚得多。由于埃尔莎和苏菲小姐的关系,我才明白真正的教学绝不同于填鸭式地要学生把拉丁文法、希腊戏剧或世界历史生吞活剥下去。我觉得那些科目其实还蛮有趣的,这点连我自己都大感意外。事实上,我发现每个学科都有它的趣味。在大学任教时,我教过许许多多的学科,涵盖人文和社会科学各方面,从神学到哲学,包括文学和历史,以及政府、企业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等。

我还是得承认,中学时期的我原本对拉丁文的兴趣不大,我们一星期六天,每天两小时,都得把时间花在这门极度容易而空洞的学科上。而希腊文就不同了,我认为这是种优雅、饶富趣味的语言,老师却教得无聊透顶。原因不是老师差劲,就是学生是不可雕的朽木,所以老师自己都教得厌烦。这时,我往往想起埃尔莎和苏菲小姐。我还记得很清楚,除法就没有罗马历史来得有趣,老实说,实在是挺无聊的。然而埃尔莎小姐觉得有趣,她从来就不觉得除法无聊,而且设法使之变得好玩儿。苏菲小姐亦然,即使我怎么都学不会,她还是一步步地教我如何握好铁锤,笔直地朝钉子砸下去。

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这两位老师,我这一辈子大概都不想教书。或许,我不会在意让他人厌烦,正如一意孤行、没考虑到读者反应的职业作家。而我曾犹豫再三的是——是否连自己都觉得无趣?正如我中学时期碰到的老师。

当然,多年后我才仔细地思索这一切。那种感觉是很清楚的。我也晓得,从很早开始我就感知到,我从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那儿学到的,要比我没学会的那些更重要,这些东西在我心中的地位也是中学老师教导的一切所不能比的。苏菲小姐是没能让我工于工艺,正如最伟大的音乐家无法使不辨五音者成为乐师。但是因为她的教导,使我一生都懂得欣赏工艺,看到干净利落的作品不禁为之欣喜,并尊重这样的技艺。至今,我仍记得苏菲小姐把她的手放在我手上,引导我感觉那顺着纹路刨平而且用砂纸磨光的木材。埃尔莎小姐教给我的是工作纪律与组织能力,有好几年我都“滥用”这种技巧。

进了中学后,一学年中有八九个月我几乎都不念书,只花心思在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上。之后,老师警告我说,如果不被劝退的话,至少也得留级一年。于是我把埃尔莎小姐给我的那本尘封已久的练习簿找出来,立下目标并组织自己的思考。照着这种有计划、有目标的方式,努力几个星期,我就可以名列班上的中上水平;这也是我在二十一二岁取得博士学位的读书方式。那时,我已是一家报纸的资深编辑。自从中学毕业后,我就开始全职的工作了。在准备博士考试时,我几乎没有上过课,却已在教一些法学院方面的课,如契约法、犯罪法或是诉讼程序等,我对这些学科可说是缺乏兴趣,但是想到埃尔莎小姐给我的练习簿,那种计划方式以及表现测评,正如我在小学四年级时拟定的作文计划,那三天的博士考试口试以及论文写作也就轻松过关。

最后,我发觉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让我学到:高品质的教导与学习,充沛的活力与乐趣,这些都可并行不悖。这两位女士为我们立下了最好的典范。

直到两三年后,我才遇见另一位真正的老师。在那之前,我几乎要和同学以及他们的父母秉持着相同的信念,也许全世界大多数的学生也是这么认为,那就是学校实在是个无聊的地方,而许多老师更是能力欠佳。我虽没忘怀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但对我来说,她们已是神话中的人物了。

我能遇到施纳贝尔真是三生有幸。当然,我没有资格当他的学生,他只教一些可望崭露头角的年轻钢琴家。我只见过他一次,而且只有短短的两小时。那天,由于他的课程表有点混乱,在阴错阳差之下,使我得以旁听他的课。真正上课的是一个同学的姐姐,她的天赋非凡,而且已经开始其职业演奏生涯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施纳贝尔并不像后来名气那么大。事实上,他是维也纳人,因为认为维也纳太过“单调”才跑到柏林。在希特勒掌控德国时,他又远走美国,之后才大大出名。

那回上课的头一个小时,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施纳贝尔先要同学的姐姐弹上次指定的作业,也就是一个月前在这儿学过的。我还记得是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奏鸣曲。即使我只有12岁,听她一弹,也知道这样的技巧已是非常高深,而她大概只有14岁(那时的她,已经以技巧娴熟闻名维也纳)。施纳贝尔称许她的技巧,请她把某一个乐章再弹一次,然后再针对另一个乐章问问题。他说,某一小节或许可以弹得慢一点,或者再强调一下。这和教过我的那些平凡的钢琴老师可谓无大不同。

然后,施纳贝尔给她留下一回的作业,也就是一个月后要上的,要她先读谱。我再一次发现她的技巧实在是非比寻常。施纳贝尔也说到这一点。之后,他回到前一个月上的课程。

他说:“利齐,你知道吗,这两首曲子你都弹得好极了,但是你并没有把耳朵真正听到的弹出来。你弹的是你‘自以为’听到的。但是,那是假的。对这一点我听得出来,听众也听得出来。”利齐一脸困惑地看着他。

“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我会把我自己亲耳听到的舒伯特慢板弹出来。我无法弹你听到的东西,我不会照你的方式弹,因为没有人能听到你所听到的。你听听我所听到的舒伯特吧,或许你能听出其中的奥妙。”

他随即坐在钢琴前,弹他听到的舒伯特。利齐突然开窍了,露出恍然大悟的微笑,正如我在苏菲小姐的学生的脸庞上看到的。就在此时,施纳贝尔停了下来,说道:“现在换你弹了。”

这次她表现的技巧并不像以前那样令人眩目,就像一个14岁的孩子弹的那般,有天真的味道,而且更令人动容。我也听出来了,我的脸上必定露出一样的微笑,因为施纳贝尔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听到了吧!这次好极了!只要你能弹出自己耳朵听到的,就是把音乐弹出来了。”

然而,我对音乐的鉴赏力还是不够好,因此不足以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是,我突然发觉,我可以从成功的表现学习。我恍然大悟,至少对我而言,所谓正确的方法就是去找出有效的方法,并寻求可以做到的人。我了解到——至少我自己不是在错误中才能有所体认,我必须从成功的范例中学习。

但是,多年后,我才明了自己当年无意中已经发现了一种方法。大概我是在阅读德国犹太哲学家布伯(Martin Buber)一本早期著作时才恍然大悟的。书中提到一位1世纪犹太智者所言:“上帝造出来的人都会犯下各式各样的错误。不要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看看别人是怎么做对的。”

自从在施纳贝尔教琴的一角有所顿悟后,我就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老师。我不遗余力地在探访他们的身影,观察他们教学的方式,并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我一听说谁是“大师级”的老师,就设法溜进这位老师的课堂上旁听、观看。若是不得其门而入,也设法问学生,看这位老师是怎么教的,他成功的地方在哪儿。

因此,多年来,“教学观摩”一直是我最大的喜好。好比看精彩的运动比赛,绝无冷场。至今,这种观察的兴味仍不减当年。

有一件事,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那就是学生总是可以辨认出老师的好坏。有的只是二流老师,但是舌灿莲花,机智幽默,因此留给学生至为深刻的印象;有些则是颇负盛名的学者,但是不算是特别好的老师。但是,学生总可以识别出一流老师。第一流的老师并不经常广受欢迎,事实上,大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并不一定能对学生造成冲击力。但是,如果学生谈到上某位老师的课:“我们学到很多。”这样的话可以信赖,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样才是好老师。

我还发现,“老师”实在是不易定义。或者说,“教学得力的因素何在”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从未看过做法完全相同的两个老师,每个老师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使一个老师成为第一流的方法,似乎对另一个老师来说完全没用,而另一个老师或许也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这种现象真令人困惑,至今我仍大惑不解。

有些老师是不用语言的,就像苏菲老师。施纳贝尔亦然。然而,同一时代还有两位卓越的音乐老师却很爱说话:过去50年来,在美国最厉害的钢琴老师就是列维涅(Rosa Lhevinne),她上课老是说个不停,很少做示范;在老年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声乐老师的奥地利女高音勒曼也是。

通过“教学观摩”,我很早就下结论道:老师没有一定的类型,也没有完全正确的教学法——教学就像一种天赋,像贝多芬、卢本斯和爱因斯坦等那些与生俱来的奇才;教学是个人特质,与技巧和练习无关。

多年后,我又发现另一类老师。更正确的说法该是,他们会激发学生学习。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天赋,而是凭借着一种方法来引导学生学习,正如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埃尔莎小姐。他们发掘每个学生的长处,并为他们立下近期与远程的目标,让他们更上一层楼。然后,再针对每个学生的弱点下对策,使他们在发挥自己长处时,不至于受到弱处的牵制。这些老师还使学生从自己的表现中得到相当的回馈,进而培养自律、自我引导的能力。这样的老师多半会鼓励学生,而不是一味地批评,但是他们也不会滥用赞美的言辞,以免失去刺激的效果。他们认为该给学生的主要奖励就是满足感和成就感。他们并没有“教”学生,而是为学生设计出学习的方法。因为总是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教学法几乎适用于每一个学生。因此,教学并不是指某个学科的知识,或是所谓“沟通技巧”,而是一种特质。对苏菲小姐那样的老师而言,教书和人格特质有关;至于埃尔莎小姐,教学则是一种方法。

就成果而论,这两种方式实在是差不多。教学最后的产物不是老师得到什么,而是学生到底学到什么。埃尔莎和苏菲小姐都会激发学生去学习。

关于这一点,是在我观察了几年别的老师教学之后,才觉察的。我开始注意别人教学,是在1942年,也就是我开始在本宁顿学院任教时。当年,那所学校只是新英格兰的一家小型女子文理学院,1932年才创立,极具实验色彩。它们的目标不在于大,而在于精。这个理想在20世纪40年代,琼斯校长(Lewis Webster Jones)上任后短短几年间几乎实现了。他原本在该校教经济学,1941年荣任校长(他在1946年时,转任为阿肯色大学校长,后来又成为新泽西拉特格斯大学的校长)。

世上的老师何其多,个个都不同。以弗罗姆为例,他在小组教学方面,实在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个别教学,却只是马马虎虎,若在大讲堂上课,效果就更差。建筑系的诺伊特拉后来也被换掉了——要是教学的对象是建筑师,他可说是最好的老师,然而就文理学院的建筑入门课程而言,他说的实在让人不知所云。过了几年,他满怀挫折地离开本宁顿学院,回去做建筑师。

还有一些虽不是“大师级的老师”,却能调教出“大师级的学生”。在学校的同仁中,我知道有好几位就颇能运用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最典型的,就是另一个“玛莎”——一样教现代舞的玛莎·希尔(Martha Hill)。和玛莎·格雷厄姆不同的是,她本身并非伟大的舞蹈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特质,也不像玛莎·格雷厄姆上起课来,全班学生为之震慑。她是那么不起眼,站在人群中,没有人能认出她,然而她的学生从她身上可以学到的,不会少于从玛莎·格雷厄姆那儿学来的,或许还更多呢。而且学生一致认为她作为老师的能力,比起“大师”玛莎·格雷厄姆毫不逊色。

玛莎·希尔所运用的,就是一种教学法,也就是四年级教我的埃尔莎小姐所做的。她花几天或几星期去观察学生的表现,思考每个学生的能力,他们该怎么做。她为每一个学生设计出一套课程,然后让学生各自发展,自己只在一旁观看。她还不断地催促学生在原来做得不错的地方力求突破。她总是和颜悦色,但不常称赞学生,当然学生若表现得不错,她还是会让他们知道。

还有一个人是本宁顿学院里学生公认最杰出的老师,他就是研究但丁的名家弗格森(Francis Ferguson),然而他也不能算是“教师”,而是学习课程的设计者。但是,学生一走出他的课堂,眼中无不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是为弗格森说的或做的,而是为他引导他们说出来或做出来的。另一位在教学法上卓然有成的陶艺家穆瑟西欧(Hertha Moselsio)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她是个高大的德国女人,坚持无懈可击的技艺,并要求学生不可因现在的成就而自满,一定要力图突破。

因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老师:一种是天赋型的,另一种则为学生设计学习课程,以方法为主。教书是一种天赋才能,天生的老师可自我改进并成为更好的老师;以方法为主的老师则有一套几乎人人适用的学习法。事实上,天生的老师再运用一点教学法,就可以成为伟大的老师,也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名师,不管是在大讲堂上课、小组教学、教初学者或是指点已相当精进的学生都能愉快胜任。

苏菲小姐就有天生老师的魅力,而埃尔莎小姐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苏菲小姐让学生豁然开悟,埃尔莎小姐则教给我们技能;苏菲小姐把梦想传达给我们,而埃尔莎小姐引导我们学习——苏菲小姐是教师,而埃尔莎小姐则是利用教学法的人。这种区分并不会使古希腊的先哲,如苏格拉底大为意外。传统上,苏格拉底亦被称为伟大的老师。对此称呼,他本人应该没什么意见。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是个老师,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利用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的人。

苏格拉底的方法并不是“教的方法”,而是“学的方式”,一种特别设计的学习法。苏格拉底对诡辩学派的批评就是因为他们太强调教的一方,并认为老师教的是“学科”。苏格拉底则觉得这种看法没有意义,他以为:老师教的不是“学科”,而是“学习方法”,学生从而学到该学科的知识。“学”是有成果的,“教”则是虚假的。这种看法使他成为阿波罗神话中“希腊最有智慧的人”。

然而,过去两千年来,主张教学是可教的诡辩学派一直是主流。他们最后的大胜利就是美国高等教育盲目的信条,认为博士学位或是对某一学科的深究就是教学的先决条件。还好,诡辩学派所能主导的,也只有西方。其他文化中的老师并不像西方诡辩学派所说的。印度文里的老师就是“宗师”,亦即灵性的导师。这些“宗师”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学成的;他的权威不是出自对某一个大学学科的研究,而是由精神而来。同样地,日本人所称的“先生”就有“大师”的意思,也不是单指老师。但在西方传统中,我们却把教书视为一种技巧而忘却苏格拉底的话:“教书”是天赋,“学习”则为一种技巧。

直到20世纪,我们才重新发现苏格拉底对“教”与“学”的定义。过去100年来,由于我们比以前更认真地研究“学习”这个课题,所以才能重新体认苏格拉底的话。我们发现,学习是深植于每一个人身上的,人类以及所有的生物都是照着一定方法学习的“学习体”。研究了一整个世纪后,我们对学习的认识,还是比不上埃尔莎小姐,但是我们很清楚,她的所知所行都是对的,而且适用于每一个人。

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至今,两千年来,我们一直在辩论“教”与“学”到底是属于“认知的”还是“行为的”范畴。这真是一场无谓的战争。其实,两者皆是,也是另一种东西,那就是热情。天生的老师一开始便满怀热情;而善于利用教学法的老师在学生有所领悟时,而获致热情。学生脸上那心领神会的微笑比起任何药物或麻醉品更令人上瘾。老师自己都教得烦闷无趣的话,教室有如被瘟疫肆虐一般,不管是教书或学习都会受到相当大的阻碍——这种病症,只有“热情”能够解救。教与学好比是柏拉图式的爱,也就是柏拉图《会饮篇》中谈到的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尊贵的柏拉图飞马,从教或学当中,才能找到伴侣。对天生的教师而言,热情就在他们身上;对利用教学法的老师来说,则可在学生的身上看到热情。但是,不管教与学,都是热情,一种是天生就有的热情者,另一种则是陶醉于热情而不可自拔者。

《会饮篇》(Symposium)为对话集中的一篇,和《斐德罗篇》、《理想国》和《普罗塔哥拉篇》并列为柏拉图第一时期尖峰之作。《会饮篇》的主题就是讨论“爱”的本质。天生的老师和利用教学法的老师又有一个相同点:他们都非常负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得知埃尔莎小姐还在人世,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于是,我给她寄了些日用品包裹,附上一封小心翼翼用打字机打好的信,只有签名的部分是我自己的笔迹。过了几个礼拜,我收到她的亲笔信,字体秀丽,是10岁时的我所仰慕不已的,那印象不管是岁月还是困厄都磨灭不去。

她写道:“你一定是同一个彼得·德鲁克。我教书多年,很少失败,然而你就是我教学失败的一个例子。你唯一必须从我这儿学习的,就是写好字,但是你依旧写不好。”

对真正的老师而言,没有所谓的坏学生、笨学生,或是懒学生之别,只有好老师和差劲的老师之分。

来源:《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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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志愿军俘虏到中餐馆大佬 ——一个美国黑人的传奇人生

亚当斯一家在北京,1964年。(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31日《南方周末》)

美国黑人亚当斯,在朝鲜战场被志愿军俘虏,战争结束后,选择到中国生活,在中国娶妻生子,上了大学,被分配到外文出版社做翻译。1966年初,亚当斯回到了美国,虽然备受怀疑和歧视,但他依法维权,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970年代,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一个当时华人很少的南部腹地城市,突然冒出多家中餐馆,不过老板并不是华人,而是一位黑人,名叫克莱伦斯·亚当斯(Clarence Adams,1930—1999)。

今天美国遍地是中餐馆,也有少数不属于华人,但要找出一个黑人做老板的很不容易,何况半个世纪以前。但更令人称奇的是,开餐馆前,亚当斯在北京生活过十几年,他是北京外文出版社的编译,住红墙大院,领固定工资。但在1966年春夏之交,他突然下决心回美国,两周内就成行。在那之前几年,他先后在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读书。而再往前追溯十多年,他是朝鲜战争中的美方士兵,被俘后公开号召黑人士兵反战。1953年停战遣返战俘时,他拒绝回美国,也不去第三国,而选择去中国生活。

朝鲜战争结束后,选择投奔中国的美国战俘。(资料图/图)

1965年8月,就在回美国前一年不到,亚当斯在北京接受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电台的专题采访,呼吁被派到越南战场的美国黑人士兵放下武器回国。采访录音很快由河内电台对美军士兵广播了。于是在朝鲜战争十多年后,亚当斯这个名字又一次引起了美国军方甚至社会的注意。

从朝鲜战俘营到北京,十多年来,这个前美国黑人士兵的所有经历,都让人担心他回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决定是不是理智,回美国后他和家人是否安全。但他却走了,而且还带着他的中国太太和一儿一女。

亚当斯不是心血来潮的人。他敢作敢为的个性也是一种姿态:作为一个身份意识非常强烈的美国黑人,生活培养了他在各种境遇下的政治敏感性,一旦被赋予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能不受各种口号和偏见的迷惑,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决定。这种果断和执着,使他大起大落的人生,连接起朝鲜战争、美国民权运动和中国1960年代国内的政治风云这些初看毫无直接关联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他回美国后成功地以经营中餐谋生,又给他不无传奇色彩的人生画上了一个看似平庸实则圆满的结局。

《美国梦:一个在共产主义中国度过12年的黑人士兵和战俘的生活》(An American Dream—The Life of an African American Soldier and POW Who Spent Twelve Years in Communist Chin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Press 2007)为我们讲述了亚当斯的人生是如何被交织进大时代之经纬的故事。读毕此书,再结合相关的探讨冷战时期美国黑人士兵在东亚的著作和新闻报道,似乎还有更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亚当斯自传《美国梦》书影。(资料图/图)

“畏罪潜逃”,从军入伍

1930年,亚当斯生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那个地方和那个时代,在美国历史上是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甚至迫害的同义词。在亚当斯的回忆中,黑人孩子几乎没有在公园玩耍的机会,因为十个公园中能有一个允许黑人进入就不错了,但游泳池就别想了。黑人孩子只能在街上瞎玩,在河里戏水。黑人可以去孟菲斯的主要大街购物,但不能在饭店坐下用餐,不能用那里的公共厕所,尿急了只能到大街后面僻静处偷偷解决。亚当斯记得,有一次他正在这么做,看到一个警察过来,他拉上裤子就跑,小便都灌在鞋子里。

很多黑人靠擦皮鞋挣钱,警察不让他们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摆摊,抓到了就砸烂他们放工具和给客人搁脚的木头盒子。少年亚当斯也干过这活,他津津有味地描述如何把客人的皮鞋擦得雪亮多赚几个美分的诀窍,同时也不忘随时四下张望,看有没有警察的影子。夸张一点说,在孟菲斯和差不多整个南方,警察看到黑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查就是追,黑人看到警察的本能反应不是躲就是逃。“能跑得飞快,是黑孩子在孟菲斯能生存下去的关键技能。”

那么,是不是黑人都纯洁无瑕,仅仅是无辜的受害者呢?亚当斯并不这么看。既然那个社会环境从历史、制度到文化都赐予黑人那样的地位,那么很多黑人也就习惯于把很多规矩看成是白人的秩序,表面恭敬,实则阳奉阴违,从不放过捉弄白人的机会,这种态度成了他们群体沿袭下来的一种文化。种族歧视、黑人犯罪和警察暴力就这样成了南方社会最常见的三位一体互相交缠的现实。亚当斯偷过点心铺子里的蛋糕,然后在店主人的追赶下飞奔逃走。可悲的是当他好不容易逃到安全地方后,惊恐和气喘使得他再也没有了胃口,那块蛋糕也变得烂糟糟的,被他扔到了河里。

最可怕的还不是受迫害和被歧视,而是很多黑人对生活和命运的毫无希望和期待,被道德犬儒主义支配,堕入自轻自贱和自暴自弃,习惯甚至沉溺于无聊和有害的群体行为,打架斗殴,互相伤害。亚当斯之所以从军,就是因为用刀捅了一个黑人霸凌小子,当警察上门时,他从后门逃走,漫无目的地沿着铁路奔跑,一直跑到邻近的军队征募站。几个小时后,当他被送上火车前往邻近的密西西比州的军队营地时,他为警察再也找不到自己松了口气。那天是1947年9月11日,亚当斯还是个高中生。

亚当斯从军的时候,正赶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在军队中废除种族隔离并扩大黑人名额。这个政策背后的推动力,一是二战中大量黑人从军凸显了黑人的重要性,二是美国军方经历了二战结束后的大量军人复员,冷战开始后需要维持一定的兵员。而对于黑人来说,从军可以解决就业和其他一系列生活问题,复员后可以免费上大学,还可以有海外经历,见识世界,在种族隔离和歧视制度下,算是很有出路的选择。从杜鲁门废除军中种族隔离到朝鲜战争爆发,黑人在美国军队新招募的兵员中的比例最高时达到四分之一,大大超过黑人适龄入伍的人口比例。

所以,亚当斯偶然的“畏罪潜逃”,倒是将他一把推入了正道。

在战俘营决定去中国

亚当斯入伍后,先被派到南北分治的朝鲜半岛南部,然后调到驻扎在日本的第二十五步兵师的第二十四团,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黑人团队。战争爆发后,1950年8月,这个团被派往朝鲜。11月29日,他所在的黑人炮兵车队奉命增援前线,遇上志愿军的伏击。以白人为主的步兵本来应该掩护炮兵单位,但他们却自行撤退,炮兵们被志愿军包围。亚当斯说用机关枪抵抗了一阵,看到无望后便放下了武器。他意外地受到了志愿军的拥抱,然后被交给朝鲜的人民自卫队押送到后方的战俘营。

根据亚当斯的陈述,他们步行十天才到达鸭绿江边的战俘营。战俘营中物资极度匮乏,他本人的右脚脚趾冻伤并溃烂,为了不让溃烂蔓延,他从军靴里拆出加固用的钢片,磨得锋利后将两节溃烂的脚趾从关节处斩断。他还用这种方法帮助其他战俘保全了双脚或双手。

这种悲惨境遇,一直到1951年春天战俘营被志愿军接管才结束。志愿军接管后,很快从鸭绿江对岸运来食品、药品和御寒衣物,改善居住条件,应战俘的要求设立体育健身和宗教礼拜场所,甚至还建了一个小图书馆,并在战俘中建立代表制,让战俘推选代表与战俘营管理机构联系。与此同时,为战俘开设政治课,教育他们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亚洲的扩张,目的是让西方国家的军火商发战争财,所以是一场“富人的战争,穷人的搏命”,并以此出发,引导他们认识西方国家贫富差别的根源。

亚当斯在战俘营中。(资料图/图)

一开始,亚当斯和其他战俘一样,对政治教育心存抵触,觉得把战俘看得太简单了。但当他把这种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美国的种族问题联系起来时,他逐渐地对它从抵触到习以为常,觉得里面有些道理。在被俘以前,当他在行军途中看到大量死伤的平民时,他对战争的目的就产生了怀疑,同时出于黑人的立场他也想过这样的问题:白人凭什么相信在国内被歧视的黑人会像他们一样为这个国家卖命打仗?所以他说,自己在战场上仍然像其他人一样作战,并非响应任何政治口号,纯粹出于保命的本能。

当战俘中没有人敢出来当代表时,亚当斯站了出来,为此既有人感激他,也有人恨他,更多的人可能是自己不愿意干但却希望别人干。对亚当斯的出头露面表示不满的美国战俘中,既有出于“爱国主义”的,也有基于种族主义的,或者二者兼备。亚当斯很快感觉到了他们的敌意。在中国人接管战俘营前,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白人战俘殴打一个受伤的黑人战俘,因为他夜里的呻吟使得这个白人难以入睡,那个黑人很快死了,而那个白人不久也在半夜被杀,但却找不到凶嫌。亚当斯当了代表后,不敢在半夜沉睡,而是在白天找机会去图书馆补觉。同一个战俘营里有两个黑人,他们就在亚当斯睡觉时轮流守在他身边。那段时间养成的睡觉习惯留下了后遗症,使得亚当斯半夜如果被惊醒就会做出非常暴烈的举动。甚至很久以后,他结婚了,妻子都不敢在半夜惊醒他。

当停战到来的时候,经过艰苦的谈判,两边的战俘都被给予选择去向的权利(回国或者去任何一个愿意接收的国家)。美方战俘中有21位选择不回美国去中国,其中有三名黑人,亚当斯就是其中一位。亚当斯做出这个决定,更多地是出于改变个人命运的愿望,而非出于他和中国人的合作回国后会有麻烦的恐惧。在战俘营中接受的政治教育,阅读到的有关中国的材料,使他相信中国崇尚平等、没有种族歧视。他在战俘营接触的中方人员都很和善。当他向一个熟悉的中国政治教员试探自己想去中国的时候,那个教员问他在中国想做什么,他的答复一是上大学,二是找个工作,三是娶个老婆。

并非被洗脑,而是寻求自由

当时的美国舆论都一口咬定这些不愿回美国的战俘是被洗脑、被诱惑,或者甚至是为了达到和军中同性伴侣在一起的目的(冷战时的确有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中的同性恋者一起投奔苏联的案例)。但亚当斯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让战俘自愿选择去向是美方根据战俘营里的情况提出来的,中方不同意,所以停战谈判拖延了很久。亚当斯认为双方都没有料到会有美国战俘愿意去中国,所以他觉得中方没有在战俘中间物色和劝诱。尽管他的表现已经属于少数“进步分子”了,但在他正式提出要去中国后,管理营方面再三盘问他的动机,调查他的背景。当时停战双方都给决定不回本国的战俘几个月的时间,看他们是否改变主意。

所以,选择去中国完全是亚当斯独立做出的决定。虽然他知道这是一次冒险,前途未卜,并为此熬过了很多不眠之夜,但他知道如果回美国,只会一切如旧,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站在亚当斯的角度来看,如果外国人选择去美国定居被美国人认为是为了自由,那么在美国没有享受到自由的人,能否尝试去外国寻找自由呢?

毫无疑问,做出这样的决定,在现实政治上是把自己置于国家或者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国际法和个人身份上,这些前战俘的选择不被认为是叛国,他们不被要求加入前往国的国籍,仍然保留母国的公民身份,国际红十字会是他们的监护人和所选择的国家的中介,他们在任何时候愿意回国都可以通过它安排。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个身份的保留和法律的保证,或者当事人缺乏对这些法律安排的信任,做出不回国的决定恐怕要艰难得多。留下这条后路,至少在心理上给这些战俘带来一点安慰。亚当斯后来回国后强调自己始终是美国人,去中国是为了实现他在美国得不到的自由和权利,这和美国人信奉的精神是一致的。他在中国时期既没有放弃美国国籍也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损害美国之处,所以始终保留自己作为美国人回美国的权利。

他在中国实现了三大愿望

从1954年2月24日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到1966年5月26日从广东进入香港再回美国,亚当斯在中国待了12年。他实现了三个愿望:上大学,有份工作,娶个太太。

他的教育是先在北京的人民大学接受为期两年的汉语入门训练,然后去武汉大学中文系,1961年武大本科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做翻译,月工资250元人民币,住在红墙大院,房租和医疗都免费,家里有冰箱,有清洁工和厨师按时来服务,出门如果要用车的话也可以安排。

他的太太是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时认识的,中文名字是刘琳芬(译音Liu Lin Feng),她出身于民国高官家庭,是武汉工学院的俄语教师。他们于1957年底结婚,到1966年已经有一儿一女(亚当斯在书中将岳父的名字拼写成Liu Zuou Loon,没有很多细节,只提到他是湖北军阀,当过省长,后来投靠蒋介石。据此笔者猜想有可能是在1926-1927年间主政湖北的刘佐龙)。

亚当斯与刘琳芬的结婚照,1958年。(资料图/图)

这三个愿望实现的程度和质量可以说远远超出了亚当斯的预期。在而立之年,他不但安家立业,而且跻身中国顶尖的精英阶层。在北京他得以和很多身份特殊的外籍人士来往,和一些精英在官方安排的联欢场合结识,和来访的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会面。这是他在美国根本无法想象的。

周恩来与亚当斯(前排背对照相机者)等外国人在京。(资料图/图)

那么他为什么在1966年春夏之交突然要离开中国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牵涉到亚当斯对美中两国的认识和感情的变化,和他当初来中国的决定相比要复杂得多,也和他作为一个在美国南方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美国黑人的身份有关。

首先,是亚当斯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到外文出版社工作后,他接触了大量有关美国的第一手新闻和报道,了解到如火如荼的黑人民权运动正在促使美国社会发生变化。尤其是1964年的民权法案废除了在选举、就业、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种族歧视,也规定不得以原国籍为由在这些方面对当事人另眼相看,这就消解了亚当斯对妻子能否在美国就业的担心。亚当斯说如果不了解这些信息,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能把全家带到美国去生活。到1965年,他在美国的变化中“看到了某种希望”,但还并没有马上回美国的打算。

如果说民权运动使得亚当斯看到了美国社会的积极方面,那么同时正在升级的越南战争在亚当斯看来揭示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更强化了他对美国的关注。站在美国反战人士的立场,朝鲜战争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没有卷入的理由,越南战争则更是如此。与此同时,他们指出越南战争又是一场“穷人的搏命”,因为大量富人子弟逃避入伍,与此同时大量黑人应征。朝鲜战争是亚当斯生命的转折点,所以他对越南战争反应很强烈。他想让自己的黑人兄弟看清楚战争的性质。

1965年8月,亚当斯前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北京的代表机构,录下了自己的反战讲话。亚当斯说,他并不是对在越南的全体美国士兵讲话,而仅仅是对黑人士兵。美国政府说美国人去越南是为了帮助越南人获得自由,但他说对于黑人来说,争取自由的战线不在越南,而是在美国南方的商店、餐馆、公共汽车和投票站。

亚当斯的访谈在河内电台广播后,引起了美国军方的强烈反应,他被称为是“新的‘东京玫瑰’”(“东京玫瑰”是二战时期日本对美军广播的女播音员,据说是日裔美国人,战后受到叛国罪的起诉)。后来在美国很多人问亚当斯:发表了那样的广播讲话,你怎么还敢不久就回国?亚当斯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回答总是很简单:这是我的国家。我和你们一样有各种权利。”

从个人安全的角度,亚当斯发表反战演说当然不利于他回国;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越南战争使得离国多年的亚当斯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仍然是一个美国黑人,他从个人经历出发对黑人整体命运的关注,使他感到必须站出来说话,但又把听众限制在这个特定群体,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反美”,而是在用自由言论权参加民权运动,为黑人争取真正的自由,这又和“美国精神”是一致的。

为什么决定回美国?

所以,一方面,到1965年左右,美国的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就像显影药水,把亚当斯身上退隐已久的那个“美国南方黑孩子”凸显了出来。另一方面,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后,亚当斯对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了解得更多了,除了始终不变的感恩(即使回美国后他也拒绝发表对中国社会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他的想法和感情也变得更复杂了,这是他决定回美国的更重要的因素。

“我是在一个他人的国家。我活得很惬意,但这不是我挣来的。我周围的人辛辛苦苦挣得他们的一份。这是他们的权利。而我觉得自己是在占这个国家的便宜。这让我很尴尬。”亚当斯多年后这样描述自己在中国待久以后的心情。在读书期间,他免学费,生活费由学校发放。参加工作后,他知道自己的薪水远高于中国教授的平均工资,再加上各种特殊待遇,他明白这种生活水准对那个年代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不仅难以企及,而且是不可想象的。

亚当斯“占便宜”的感觉和他的工作能力有关。他基础差,高中就辍学了,在中国读书主要是攻克语言关,所以很难想象他在中国最高级的编译机构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他提到在北京外文翻译圈里的长辈同事们,包括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以及同为“外国人”的李敦白和爱泼斯坦等。和这些人在一起工作,他承认在文化水平上他根本无法相比,更无法相比的是这些人在那个圈子里的等级。

他在出版社主要是将一些面向儿童和“劳动阶级”的读物翻译成英语,语言比较简单,篇幅都不大。他的思考有一定深度,感觉很敏锐,但表达能力可能确实一般。他的回忆录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他去世后由一位学者和他女儿根据他的录音和零零碎碎的札记整理出来的。把这样的个人条件和得到的待遇相比,他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寄生虫……我当时去中国是为了争取给自己创造过好日子的权利,但我更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实现这个目标。”

亚当斯在武汉读书的后期和他在北京工作期间,正好是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上半期。日积月累的生活经历和观察使得亚当斯对能否在中国长期生活逐渐产生了疑虑。亚当斯回忆说,在离开中国之前一两年,“我开始越来越多地注意中国生活中的一些负面现象。它们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但到了那个时候确实让我感到了不安。”

亚当斯提到的负面现象并非一日之寒,也来自方方面面。身为美国黑人和前战俘,亚当斯曾经遇到一些令他不快的事件。在家庭关系方面,妻子刘琳芬的家人对他是接受的。她父母死得很早,姐妹兄长四人由姨妈带大,亚当斯也称她为姨妈,她后来跟随亚当斯夫妻去北京,帮助照顾小孩。但他妻子的姐夫是个例外。此人在芝加哥大学留过学,当时担任武汉大学某学院的院长,他对妻妹说你要找外国人结婚也要找个白人。他们婚后始终和这个姐夫不来往。

亚当斯全家与姨妈在北京,1960年代初。(资料图/图)

到了结婚时,亚当斯第一次知道有单位批准这回事。未婚妻的单位对她找外国人结婚很有看法,认为她有作风问题,作为教师对学生影响不好,甚至当面问她是不是已经怀孕了。亚当斯只得去找监护人红十字会求助,未婚妻的单位才同意开具结婚证明。婚后,妻子单位不给房子(亚当斯本人是学生,不分配住房),亚当斯又去找了红十字会,才勉强分给他们一小间。为了杜绝广泛流传的“已经怀孕”的流言,亚当斯说他们结婚后等了好几个月才决定要小孩。

1959年亚当斯夫妇的女儿黛拉出生,正好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很难为孩子提供足够的营养,连牛奶都无法保证。当时亚当斯的一些中国友人,尤其是普通工人,他们自己养鸡捉鱼,有时会特意路过亚当斯家,给他们几个鸡蛋或者一条鱼,说给孩子补点营养。时隔多年,亚当斯在回忆中对此仍然充满感恩,他说在美国绝不会有这种人际关系。那段经历至少让亚当斯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有了切身的体验。

他们夫妇的生活状况是1961年秋天,到了北京后才有了根本改变,但这个改变又大到了把他们和中国普通家庭相隔绝的地步。他们居住的大院是普通人进不来的。他们的女儿对大墙外的世界一直很好奇,偶尔溜到外面,到认识的小朋友家玩,在那里看到的简陋和匮乏,尤其是长长的走廊尽头好几家合用的水房和厕所让她惊诧不已。

由于妻子的家庭背景,亚当斯对当时的出身和成分问题逐步有了认识。这不一定反映在经济待遇上。他的妻兄和他很谈得来,还是酒友,在大学教工程学,但亚当斯说由于他是旧军阀的长子,英文好,抗战后替美军做过翻译,所以一直得不到“信任”。

亚当斯的妻子是在1940年代末读的大学,后来虽然有对口的工作,但也面临“信任”问题。由于和亚当斯的婚姻,她更是被单位另眼相看。亚当斯到北京后,妻子一直没有被分配工作,但政府却每月发60元生活费,这相当于一笔不低的工资。亚当斯直言这也是因为不“信任”,也有可能是俄语当时已经不再重要了。这种不安排工作却给你工资的做法,让亚当斯很不舒服。

关键时刻的决定

在北京期间,亚当斯生活上受到照顾,但社交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圈子里,只包括外国专家和某些中国友好国家的大使馆,和普通中国人几乎没有接触,这和他在武汉时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有很多平民朋友大不一样。这使亚当斯非常寂寞。

当第一个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加纳和中国建交后,对非洲人充满好奇的亚当斯主动找到加纳使馆,和加纳外交官成了好朋友,经常出入使馆,通过他们还和其他非洲国家在华的外交官和学生有了接触。在美国时他被教育说非洲人都很笨,但他觉得这些人都比自己聪明。

亚当斯(右二)与加纳外交官在北京。(资料图/图)

亚当斯和加纳使馆的关系很可能是促成他离开中国的直接原因。非洲独立运动领袖恩克鲁玛领导下的加纳和中国是盟友。但到了1966年2月,恩克鲁玛被军事政变推翻后,新政权投向西方,同年秋天和中国断交,成了非洲反华的先锋。这是中非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亚当斯和加纳使馆人员的交往就发生于这段先友后敌的时期。加纳人员一再向他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亚当斯毕竟在中国待了近十年,所以成了他们的信息来源(按,亚当斯在回忆与加纳使馆的交往时并没有提到恩克鲁玛、加纳的政变和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重要背景,笔者认为这是他的疏忽)。

亚当斯和加纳使馆的这种关系引起了中方的怀疑。亚当斯说非洲人感兴趣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况,而自己告诉他们的全都是他经历的中国社会的衣食住行之类,毫无夸张失实之处。

亚当斯再次找到加纳使馆商讨自己的处境。加纳人向他暗示中国很快会有重大变化,建议他快走。

5月26日,亚当斯全家在中国红十字会人员监护下,从广东罗湖口岸进入香港。应该说,中方对他是礼送出境的,他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刁难,在广州期间住的也是最好的白云宾馆。中方人员和他谈话时希望他回美国后不要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言论,因为在他之前回美国的几位前战俘都发表了那样的言论。亚当斯以他的人格向中方作了保证,他后来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

英文报纸刊登的亚当斯一家抵达香港的情形.(资料图/图)

从做出决定到离开中国只有短短两个多星期。亚当斯首先要说服妻子。她开始不同意,但一旦她明白亚当斯去意已决,马上同意一起走。她去了一趟武汉和家人告别。她的妹妹和她大吵大闹,不许她走。尽管亚当斯的妻子知道妹妹一定会反对,但其激烈的程度仍然让她非常意外。

亚当斯很快变卖了在北京置办的家具和其他物品,全家携带的行李只包括必备的衣物。

回美国后据理力争,依法维权

亚当斯一进入香港,就被美国领事馆安排住进旅馆,接受了为时三周的详细盘问。这是意料之中的。应付这样的盘问对他来说虽然压力很大,但并不困难,因为他说的一切都是实话。盘问他的官员想方设法要从他的回答中找到破绽,变着法子问相同的问题,想看他是否成了中国政府的工具甚至是间谍。但最后他们明白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反当初遣返战俘时双方达成的协定,他仍然是美国公民,所以只得让他回美国。

克莱伦斯在香港接受采访。(资料图/图)

美国政府安排亚当斯全家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豪华客轮回美国。亚当斯身上的美金只够买经济舱的票,全家还要因此分两处。政府官员于是出钱帮他们买了二等舱的票,让全家待在一个很舒适的舱室。

亚当斯全家1966年6月从香港赴美途中再夏威夷。(资料图/图)

作为新闻人物,在亚当斯还没有离开中国时,他要回美国的消息就成了媒体的头条,被称为叛徒、逃兵、共产中国的工具和走卒等等。他一到香港就被记者包围,有一次他和一个日本记者发生肢体冲突,把对方的照相机夺过来摔了。他回到美国,也处于记者的包围之下。一到旧金山,联邦调查局就找到他,很礼貌地建议他留在旧金山地区生活和找工作,不要回孟菲斯,因为那里的人对他的敌意很重。旧金山一带当时是美国民权运动人士和各类左派的地盘,亚当斯在那里的处境可能要容易一些。但亚当斯拒绝了,他执意要回老家孟菲斯。 虽然亚当斯被允许回国,但并不意味政治上就没有麻烦了。美国军方和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都找过他,但结局很奇葩。美国军方很想治他的罪,但根据亚当斯不无得意的解释,他们面临法律上的多重困境。当亚当斯还在中国的时候,军事法庭就根据他在战俘营的“罪行”对他做过调查和“判决”(亚当斯并未说是什么样的判决),而美国法律规定不能就同一桩罪作两次判决。而且现在亚当斯早已不是军人,哪怕罪名成立也不能再受军法制裁。美国国防部在得知他宣布去中国定居后就已将他除名,甚至向他母亲要回了发给家属的一万美元抚恤金(军方原以为他已失踪或者战死)。所以军方已经无奈他何。那么,军方能不能把他的案子移交给地方法庭呢?也不行,因为当亚当斯犯下这些“罪行”时,他的身份还是军人。至于亚当斯在河内电台发表的对黑人士兵的讲话,即使算得上是犯罪,军事法庭也管不着,因为亚当斯又早已是平民了。

既然军法制裁不了亚当斯,于是一心要治他罪的“某些势力”就把他的案子提交国会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要以煽动美国士兵反战的叛国罪惩治他。回到孟菲斯不久,亚当斯就接到了这个委员会的传票,让他到华盛顿去接受问话。亚当斯并不太担心军方,但对这个委员会是有几分忌惮的。他安排好了后事,告诉妻子一旦自己回不来,就让她去找住在纽约上州的自己同在战俘营和后来在北京的好朋友,她和那人的华人妻子也是密友。

1966年8月16日,亚当斯来到华盛顿国会众议院441号房间。讯问他的几位绅士都面无表情。他们关心的是他在战俘营的反战言论是否受到中国方面的指使,在华期间和中国政府有何瓜葛,要求黑人士兵退出越南战争的广播演说是否是中方和越南方面要求的,是否与美国国内的反战和民权运动组织有联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亚当斯的回答一概是否定的。对他们提出的他和中国人“合谋”(collaboration)的指控,他说那是“合作”(cooperation),二者本质不同,因为在战俘营必须有人出面代表战俘的利益和管理部门打交道。他坚持说自己所有的反战言行都是独立做出的,出于一个黑人对种族歧视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反对美国这个国家。

当回答在朝鲜战场被俘的具体情况的问题时,亚当斯详细介绍了自己所在的黑人炮队是如何被白人步兵连抛弃的,自己被俘后在应付中方审讯时,对方又是如何告诉他白人军官已经“如实招认”的。亚当斯说,那些绅士们听到这里都默然了,很久没有说话。

有意思的是,在接受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期间,除了在那个问话的房间,亚当斯完全感觉不到敌意。他的旅行是被安排好的,住在华盛顿很高级的酒店,每天专车接送,下午经常会接到看来像是FBI官员的很有礼貌的探问,说某某议员或者某某高级官员想请他吃晚饭,聊聊他在中国的见闻。亚当斯来者不拒。很显然,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他此刻还是守法公民,很多要人对他的经历感兴趣,尤其是在美方和中国大陆没有人员往来的情况下。就这样过了几天,还是在那个房间,他被通知说委员会放弃对他的指控,他可以回家了。同时他还得到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大概算是美国公民向司法机构提供服务的报酬。

是乒乓外交和中餐业救了他

亚当斯之所以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当然和美国的司法制度有关,但也离不开当时有利于他的民权运动的整个社会气氛。真正给他带来麻烦的既不是军方也不是政府,而是老家的那些草根“爱国者”和种族主义者,很多人一辈子不要说出国,连大城市都没去过。他家中的电话经常被骚扰,拿起来就听到“黑鬼”“叛徒”“滚回中国去”的诅咒。憎恨和轻蔑他的也包括很多黑人,因为他们看不惯亚当斯娶了个亚洲人当太太,生下了混血儿女。亚当斯的女儿和儿子也受到黑人孩子的欺负。

一开始,亚当斯带家人走上街头都需要极大的勇气。他第一次带全家去杂货店购物,竟然被一个白人走到面前唾了一脸,他非常愤怒,幸亏被妻子拼命拉住了。让他稍感安慰的是,在付账时,一个中年白人妇女营业员对他微笑着说:“欢迎回家。”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亚当斯几乎难以找到工作养家糊口,只要雇主知道他的身份和“政治历史问题”,多半会找个理由拒绝。一些工作的申请表上会有“你曾经被军队开除过吗”这样的问题。在亚当斯之前从中国回到美国的前战俘都发表过批评中国的言论,以此改变自己的处境。亚当斯的一个好朋友还出版了这样的书,很快在一所学院的图书馆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亚当斯仍然视他为朋友,但不能同意他对中国的做法。这并不意味着亚当斯对中国没有批评,他是从做人的角度扪心自问:无论他对中国社会和制度有什么看法,但他在中国期间,官方和普通人都没有亏待他,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过的是好日子,对此他是感恩的。现在他不能为了达到改善自己处境的目的而做违心的事。

亚当斯最困难的时候,妻子早上做个面包夹花生酱的三明治,然后切成两半,女儿带一半上学,他带另一半出门找工作。但他还是碰上过好心人。在多次碰壁或者被解雇之后,有一家印刷厂的白人老板雇用他开车送货。他的勤奋赢得了老板的信任。正当他庆幸有了份稳定的工作时,有一天下班时,老板突然问他,他太太是否适应在美国的生活。刹那间,他感到天旋地转,心想自己的背景又被人知道了。谁知老板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还让他当了工头。更令他意外的是,老板对他的重用引起了几十个白人雇员的不满,他们甚至发起罢工,对老板人身威胁,要他解雇亚当斯,老板也没有让步。对这个白人老板,亚当斯始终非常感恩。后来虽然自己创业了,只要这个老板人手不够找他帮忙,他仍然回去为他开车送货。两家人也成了好朋友。

1972年春天,正当亚当斯在那家印刷厂的工作受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严重威胁时,一个奇迹发生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乒乓外交把中国乒乓球队带到了美国,在一些州巡回访问和表演,包括田纳西州。这个州的一位众议员想起了亚当斯,打电话到他家,请他和太太参加接待。亚当斯和太太去了,陪同中国人坐密西西比河的游轮。亚当斯见到了带队的庄则栋,相谈甚欢。他们原来在北京体育俱乐部见过面,还有幸打过一局(亚当斯在中国学会了打乒乓球,在外国人中间就算是好手了,据他说在孟菲斯没有对手)。

这场和中国乒乓球队的会面不但改善了亚当斯的处境,还使他逃过一劫。那天印刷厂安排亚当斯的好友替他当班开车,此人也是黑人,送货途中被几个白人拦车绑架到僻静处要下手结果他,这个黑人突然明白这些白人找的是亚当斯,急忙给他们看身份证,结果这些人把车子抢走,将他抛在半途。

1972年是亚当斯时来运转的日子。他用自己积攒和向亲友借的钱,在孟菲斯开了第一家中餐外卖店,是北美最常见的美式中餐chop suey(炒杂碎),他戴上围裙,自己掌勺做菜。这又是他人生的一大冒险,但很快就赢利,然后开了第二家、第三家……他和太太前后一共开过八家中餐馆,其中有一段时间同时经营四家,在当时华人商业不多的孟菲斯,称得上是中餐业的大佬了。

亚当斯开的第一家中餐馆。(资料图/图)

开中餐馆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和经济状况。没多久,他就卖掉了低收入区的房子,在一个幽静整洁的白人中产住宅区买下一栋舒适的房子,至少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实现了“美国梦”。一开始的时候,晚上他回家,都会有警察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直到看他进自己的家门,才知道原来这个黑人在这里拥有房产。很多白人散步时看到一户黑人都会奇怪地停下脚步,盯着他们看,亚当斯说这个时候他也就回盯着他们看,一直到对方不好意思地走开。他说这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候。

亚当斯在餐馆掌勺。(资料图/图)

鲁迅与亚当斯的梦

亚当斯在北京工作期间结识了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通过他们的翻译,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培养了相当的兴趣。他喜欢他们翻译的《红楼梦》,也喜欢他们翻译的鲁迅作品。在回忆中,他特意完整地引用了二老翻译的鲁迅《呐喊·自序》中以“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开头的一大段话,说它对自己有“特别深刻的意义”。

我猜想,可能是鲁迅那段文字中有关人生的梦,他的困顿的童年和少年,他在不同环境下对自己身份的体认,他的精神的孤独和寂寞,他始终没有放弃的独立和奋斗,以及对于绝望的反抗,所有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桀骜不驯的个性,让这个经历复杂的非裔美国人看到了自己。

亚当斯的经历和梦想也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认同与公民效忠、爱国主义与叛国行径这些政治道理并不抽象,并不高高在上,也并不由权势和庸众说了算。它们是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分不开的,也是可以由个人的良知和个人对命运的独立抉择来定义的。这本由学者和他的女儿编辑、以他的回忆为题材的书取名为“美国梦”因此而有了特别的含义。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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